歐戰作為人類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慘絕人寰，創深痛巨。其時，許多歐洲人對西方文化失去了信心，所謂“西方沒落”、“上帝死了”，悲觀的論調漸起，彌漫歐洲大陸。與此相應，歐洲出現了“理性危機”。自18世紀以來，理性主義曾凱歌猛進，以至於人們尊理性為最高法庭，強調在理性麵前，一切聲言擁有時效性的東西，都必須為自己辯護。但是，現在人們卻發現，“歐洲釋放出來的科學和技術的威力似乎是他們不能控製的，而他們對歐洲文明所創造的穩定與安全的信仰，也隻是幻想而已。對於理性將要驅走殘存的黑暗，消除愚昧與不公正並引導社會持續前進的希望也都落了空。歐洲的知識分子覺得他們是生活在一個‘破碎的世界’中”。所謂“破碎的世界”，就是韋伯所說的“理性具有的可怕的兩麵性”：它一方麵帶來了科學與經濟生活中的巨大成就，但同時卻無情地鏟除了數世紀以來的傳統，將深入人心的宗教信仰斥為迷信，視人類情感為無益，“因而使生命喪失精神追求”，“世界失去魅力”，“使生命毫無意義”。[1]人們在借理性征服自然的同時，其主體性也發生了異化，成為了理性的奴隸。理性所承諾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王國，不但沒有出現，相反，現實中卻充滿著貧富對立與仇恨，乃至於發生這場可怕的大屠殺。“人是什麽？”自古希臘哲人以來似乎已經解決的問題，現在又成了問題，人們感到孤獨，失去了方向，又出現了“人的危機”。緣是之故，自19世紀末以來便陷入衰微的理性主義，進一步衰墮了。
戰後歐洲對社會文化危機的反省，存在兩個取向：一是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它從唯物論的觀點出發，強調所謂的“理性危機”，說到底，無非是資產階級“理性王國”的破產；因之，消除社會危機的根本出路，是通過無產階級的革命，徹底改變資本主義的社會製度，將人類社會引向更高的發展階段即社會主義。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是此一取向的善果。一是反省現代性。[2]它集中表現為非理性主義思潮的興起。所謂現代性，是指自啟蒙運動以來，以役使自然、追求效益為目標的係統化的理智運用過程。許多西方現代學者從唯心論出發，將問題歸結為理性對人性的禁錮，因而將目光轉向人的內心世界。他們更強調人的情感、意誌與信仰。尼采大聲疾呼“重新估定一切價值”，被認為是反省現代性的非理性主義思潮興起的宣言書。20世紀初，以柏格森、倭鏗等人為代表的生命哲學，強調直覺、“生命創化”與“精神生活”，風靡一時，是此一思潮趨向高漲的重要表征。非理性主義雖不脫唯心論的範圍，存在著某些非理性的傾向，但是，柏格森哲學是西方文化的一種自我反省。[3]它對西方現代性的反省，仍有自己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