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中國社會文化思潮三足鼎立，常起衝突，其中關於“科學與玄學”的論爭，最能集中反映出三者思想的分野。
1923年2月，張君勱在清華學校作《人生觀》講演。他沒有提出自己主張的人生觀，但認為：科學為客觀的，人生觀為主觀的；科學為論理的方法所支配，人生觀則起於直覺；科學以分析方法入手，人生觀則為綜合的；科學為因果律所支配，人生觀則為自由意誌的；科學起於對象之相同現象，而人生觀起於人格之單一性。總之，人生觀無客觀標準，其問題的解決，“決非科學所能為力，惟賴諸人類自身而已”，即隻能靠玄學才能解釋人生觀。4月，丁文江在《努力周報》上發表《玄學與科學》，力斥其非。此後，梁啟超、吳稚暉等不少人參加辯論，這便是有名的“科學與玄學”之爭，或叫“科學與人生觀”之爭。論爭持續了半年之久。同年底上海亞東圖書館和泰東圖書局分別將論爭的文章結集出版。前者名《科學與人生觀》，由陳獨秀、胡適作序；後者名《人生觀的論戰》，由張君勱作序。至此論戰遂告結束。這場論爭雖然主要是在東方文化派與西化派中進行，但部分馬克思主義者實際上也參加了。
對於這場論爭，論者多作這樣的判斷：“這是反對科學發展的一種思想，是‘五四’精神的反動。”[1]實則，脫離了20世紀初年西方文化思潮的變動和國人反思歐戰的曆史場景，對這場論爭性質的判斷是不可能準確的。
在19世紀的西方，隨著科學的突飛猛進和工業化的迅猛發展，相信科學萬能的科學主義思潮也風行一時。丹皮爾說，所以稱19世紀是“科學的世紀”，不僅是因為有關自然界的知識在迅速增長，還是因為：“人們對於自然的宇宙的整個觀念改變了，因為我們認識到人類與其周圍的世界，一樣服從相同的物理定律與過程，不能與世界分開來考慮，而觀察、歸納、演繹與實驗的科學方法，不但可應用於純科學原來的題材，而且在人類思想與行為的各種不同領域裏差不多都可應用。”[2]科學主義相信人的精神情感世界同樣服從物理定律，拉·美特利的著作《人是機器》反映的正是這種觀點。因之，西人征服自然追求物質利益的欲望日增，精神境界的提升卻未免受到漠視，而使情感世界歸於偏枯。戰後人們痛定思痛，多將之歸罪於科學主義。羅素說：“我們常想著專門的效能最為尊貴，而道德上的目的則不值一錢。戰爭是這種見解的具體表現。”新毒氣彈可滅全城，是可怕的，但在科技上卻是可喜的，所以人們總是相信“科學是我們的上帝”，並對它說，“你雖然殺了我，我還是信任你”。[3]20世紀初年，西方社會思潮的一個重要變動，便是非理性主義作為科學主義的反動而大熾，其中杜裏舒的生機論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學最具影響力。前者根據每一個細胞均可發達成獨立的生命整體這一生物學的最新發現，在強調“全體性”概念的基礎上，提出了所謂“生機主義的人生觀”，以為人格是獨立的，自由意誌是可能的，因此每一個人不僅應全麵發展且有責任於社會全體作出貢獻。後者則以為，宇宙可分為二，一曰空間，或曰物質；一曰生活，或曰精神。空間為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其求公例，是固定呆死的，皆出於理智；生活則為自由的變動的創造的，舍直覺無由把握，非理智所能適用。生命的進化源於生機的衝動，即人的精神道德生活之創造流的驅使。生機論與柏格森的生命哲學都存在著某種神秘的傾向，但它們都反對用單純力學觀點解釋生命現象，並試圖用運動變化和整體聯係的觀點說明生命現象，強調生命的精神創造和心靈世界的獨特性，強調人文科學方法的獨特性，又顯然具有自己的合理性。胡秋原先生說：“柏格森主義代表對科學主義之反動，代表西洋文化之一種反省或自嘲。”[4]這無疑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