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人尋味的是，新文化運動肇端伊始，便與歐洲的反省現代性思潮結下了不解之緣。1915年《青年雜誌》創刊號上的開篇大作，即陳獨秀的名文《敬告青年》，其立論就明顯借重了尼采、柏格森諸人的學說。例如，強調“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陳獨秀寫道：“德國大哲尼采別道德為二類：有獨立心而勇敢者曰貴族道德，謙遜而服從者曰奴隸道德”；強調“進步的而非保守的”，則說：宇宙日在進化之中，萬無保守現狀之理，“此法蘭西當代大哲柏格森之創造進化論所以風靡一世也”；強調“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又寫道：“最近德意誌科學大興，物質文明，造乎其極，製度人心，為之再變。”“當代大哲，若德意誌之倭根，若法蘭西之柏格森，雖不以現時物質文明為美備，鹹揭櫫生活問題，為立言之的。生活神聖，正以此次戰爭，血染其鮮明之幟旗。歐人空想虛文之夢，勢將覺悟無遺。”[1]如果說，上述還僅是有所借重；那麽，次年陳獨秀在《當代二大科學家之思想》一文中，則是進一步明確地肯定了反省現代性在歐洲實代表了一種最新的思潮：“蓋前世紀為純粹科學時代，盛行宇宙機械之說”，“二十世紀將為哲理的科學時代”；“柏格森氏與之同聲相應，非難前世紀之宇宙人生機械說，肯定人間意誌之自由，以‘創造進化論’為天下倡，此歐洲最近之思潮也”。[2]
事實上，不僅是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初期，其主持者們在不同程度上對尼采、柏格森等人都有所借重，以彰顯反對固守傳統、主張變革進取的新文化方向。李大釗1913年赴日，就讀於早稻田大學並為章士釗的《甲寅》雜誌撰稿。當時，柏格森的生命哲學正風行日本，章、李心儀久之，並對國內學界閉目塞聰、鮮有舉其名者，鹹感悲哀。[3]所以，李大釗在《介紹哲人尼傑》一文中，高度評價尼采以意誌與創造為中心要素的超人哲學與批判精神。他強調，尼采學說對於最重因襲、久錮於奴隸道德的國人來說，頗能起衰振弊：“尤足以鼓舞青年之精神，奮發國民之勇氣。”[4]1914年陳獨秀應章士釗邀請，赴日協助編輯《甲寅》。時值“二次革命”失敗之後，陳心恢意冷，情緒消沉，致有質疑愛國之說。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釗撰《厭世心與自覺心》以為勸，其重要的理論根據恰恰就是生命哲學：“故吾人不得自畫於消極之宿命說，以尼精神之奮進。須本自由意誌之理，進而努力，發展向上，以易其境，俾得適於所誌，則Henri Bergson（柏格森）氏之‘創造進化論’尚矣。”[5]是文發表於1915年8月，早於《青年雜誌》創刊正好一個月，而陳獨秀果能重新奮起發動新文化運動，也恰恰借重了生命哲學，這固然並不足以說明就是李文直接影響的結果，但是，生命哲學與新文化運動的發端存在某種契合，卻是應當重視的。在新文化運動主持者中，李大釗對於西方反省現代性思潮更為關注。他發表的《“晨鍾”之使命》、《青春》、《“今”》等著名文章，一直都在借用柏格森學說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如“直覺”、“生命”、“生命的衝動與創造”、“動力”、“意識流轉”等等，故其文章無不滲透著生命哲學的意韻。例如，他在《“今”》中寫道：“照這個道理講起來，大實在的瀑流永遠由無始的實在向無終的實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遠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隨著大實在的奔流，以為擴大，以為繼續，以為進轉，以為發展。故實在即動力，生命即流轉。”“宇宙即我，我即宇宙。”[6]至於胡適借尼采的名言：“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來概括新思潮的意義，以彰顯其反傳統的鋒芒，自然更是人所周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