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新文化運動的主持者們在根本的思想取向上，對西方反省現代性思潮並不認同；但是，新文化運動畢竟是發生在歐人反省自身文化和歐洲現代思潮發生了深刻變動的大背景之下，所以，無論自覺與否，事實上，他們不同程度也受其影響，從而使新文化運動也上打了反省現代性的印記。具體說來，其犖犖大者，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其一，從主張“優勝劣汰”的進化論到主張“互助”的進化論。
自達爾文《物種起源》發表以來，進化論風靡世界，“物競天擇”成了流行語，“於是引用之者，不獨以為物象之觀察，與進化之一因，而且視為人生的模範，與唯一之真理也”。[1]進化論因之浸成了推進現代性最有力的思想動力之一。但迄19世紀末，西方的一些學者開始提出質疑，以為物種進化不全在互競，更在於互助。俄國的克魯泡特金集其大成，於1902年出版了《互助論》一書。緣是，“互助”論也風行一時。《東方雜誌》從1919年5月起連載李石曾譯克氏的是書，同樣引起了國人熱烈的反響。在科學的層麵上，“互競”論與“互助”論之是非得失，可不置論；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互助”論在歐戰前後風行世界，絕非偶然，它不僅反映了世界各國人民渴望和平和對弱肉強食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不滿；[2]而且事實上也構成了同樣興起於19世紀末的西方反省現代性思潮的一部分，即體現了歐洲現代思潮的變動。梁啟超在《歐遊心影錄》中，對歐洲現代思潮的變動有生動的描述，其中說：“他們人情世態甜酸苦辣都經過來，事事倒覺得親切有味，於是就要從這裏頭找出一個真正的安身立命所在。如今卻漸漸被他找著了。”這在哲學方麵的代表，是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在社會學方麵的代表，則有“俄國科爾柏特勤一派的互助說，與達爾文的生存競爭說相代興”，“在思想界一天一天的占勢力”。[3]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也指出了這一點：“此外還有一些見解的變遷，也於文化變遷上很有力量的，諸如克魯泡特金互助論對以前進化論家見解之修正，近來學者關於社會是怎樣成功、怎樣圖存、進步等問題的說明對從來見解之修正。所有這一類見解的變遷，扼要的一句話說，就是看出了人類之‘社會的本能’。”[4]很顯然，他們都將“互助”的風行，視為西方反省現代性思潮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