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美國著名學者費俠莉（又譯傅樂詩）曾生動地描述了歐戰後西方現代思潮的變動給國人以駁雜的觀感：“中國人從左翼聽到說歐洲的馬克思主義者把工業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譴責為剝削”，它不僅造成了社會階級的對立，而且直接導致了世界範圍內的恃強淩弱和帝國主義與戰爭。“從資本主義的右翼，他們聽到的是對當代工業社會的不滿，這表現為對技術的反人道性質的反叛”。“最後，他們看到，技術產生的破壞性武器和人類抑製不住的愚蠢，哺育了世界大戰這個可怕的怪物。這一切，在東方和在西方一樣，形成了對整個文明的控訴。”[1]不過，費俠莉沒有指出：國人雖然看到了西方對自身前途的迷茫和疑慮，幾與中國自己的迷茫和疑慮無異；但他們從歐洲現代思潮的變動中，畢竟綜合形成了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共識：資本主義製度非人道。時人強調，反對資本製度當是新文化運動的應有之義。蔡曉舟說，新文化運動的大前提是“幸福均沾”四個字，離開了這個大前提，“便是瞎搗亂，便算不了文化運動”。而這個理想社會的主要障礙，就是“資本製度”。[2]愚公則指出，文化運動與勞動運動互為表裏，後者“是由現代非人道不平等的資本製度的壓迫反動而生的”。“反對資本主義，打破資本製度，謀造理想的社會的運動，便叫做神聖的勞動運動”。[3]在時人看來，與非人道的資本主義相反，社會主義體現公平正義，自然將成為時代發展的新趨勢。1919年底，張東蓀致書隨梁啟超遊歐的張君勱諸人說：“世界大勢已趨於穩健的社會主義，公等於此種情形請特別調查，並搜集書籍，以便歸國之用。”[4]梁啟超在《歐遊心影錄》中也指出，“社會主義，自然是現代最有價值的學說”，雖然提倡這主義，精神與方法不可混為一談，但是，“精神是絕對要采用的”。[5]瞿秋白則更進了一步，他說，因歐戰“觸醒了空泛的民主主義的噩夢”，“工業先進國的現代問題是資本主義，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國主義，所以學生運動悠然一變而傾向於社會主義，就是這個原因”。[6]這即是說，在戰後西方忙於反省資本主義的時候，在久受帝國主義壓迫的中國，徑直追求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卻已成為了現實性的人心趨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