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的中國與西方，都麵臨著一個追求思想解放與社會變革的時代，但因時代的落差，當中國效法西方的新文化運動洪波湧起之時，國人卻發現西人也正在“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反省自己的文化。緣是，就中西文化而言，國人麵臨著自鴉片戰爭以來的第二次理性選擇：第一次是要求擺脫“天朝大國”的虛驕心態，選擇“師夷長技”即學習西方；這一次則是要求擺脫盲目崇拜西方的心態，選擇自主發展，以實現民族的真正覺醒。新文化運動與反省現代性思潮的視角，有助於我們從一個新的側麵，考察誌士仁人的這一心路曆程。
歐洲自19世紀末興起的非理性主義思潮，反省現代性，反對過分理智化造成了機械的人生與人性的異化。其理論與思辨的“理性真理的內核，以非理性和暫時形式存在”，[1]對於西方社會的生活和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英國學者以賽亞·伯林說：“浪漫主義（即非理性主義——引者）的重要性在於它是近代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場運動，改變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思想。對我而言，它是發生在西方意識領域裏最偉大的一次轉折。發生在十九、二十世紀曆史進程中的其他轉折都不及浪漫主義重要，而且它們都受到浪漫主義深刻的影響。”[2]但是，對於20世紀初剛剛走出中世紀，國衰民窮的中國而言，追求現代性畢竟是第一位的。陳獨秀、李大釗都強調指出：由於中國過於落後，故其當務之急在追趕西方“動的文明”，發達本國的物質文化，西方反省現代性思潮的根本取向不適合於中國。得益於清醒的國情判斷，陳獨秀諸人主持的新文化運動正確地把握了時代的脈博，成為了引導社會前進的時代主流。
但是，也必須看到，新文化運動終究是西方現代思潮影響下的產物，陳獨秀諸人不可能對西方現代思潮的變動和反省現代性思潮的內在合理性，熟視無睹。如果說，新文化運動初始，陳獨秀諸人紛紛借重柏格森、倭鏗的學說立論，以彰顯自身追求現代性的取向，是表現為某種機智；那麽，隨著新文化運動的進一步展開，他們由主張“優勝劣汰”的進化論，轉而主張互助的進化論；由簡單否定宗教、貶抑情感，轉而重新肯定它們的價值；李大釗、蔡元培等人在中西文化觀上與陳獨秀、胡適異趨，明確主張中西文化調和；等等，不論自覺與否，實際上新文化運動的主持者們不同程度上都在借鑒和吸納反省現代性合理的內核，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新文化運動初期明顯存在的極端功利主義、絕對化、簡單化的非理性傾向。“浪漫主義的結局是自由主義，是寬容，是行為得體以及對於不完美的生活的體諒；是理性的自我理解的一定程度的增強。”[3]曾表示不容他人質疑的陳獨秀，居然公開承認包括自己在內，新文化運動存在著不了解生活本源，輕忽人文、宗教和偏向機械人生的“大錯”。這是個典型的事例，集中說明了由於借鑒和吸納了反省現代性的某些合理內核，新文化運動顯示了自己寬容和富有人性化的另一麵。簡單指斥新文化運動全盤反傳統所以難以成立，歸根結底，也正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