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後，名哲聯袂應邀來華講學，得益於新文化運動營造的追求新知和開放的良好社會氛圍。蔡元培說：“我們有一部分人，能知道這種學者的光臨，比什麽鼎鼎大名的政治家、軍事家重要的幾十百倍，也肯用一個月費二千鎊以上的代表（價）去歡迎他。”[1]這在有識之士中，已為共識。但究其緣起，又無一不是出於社會各團體的聯合推動，共襄盛舉。所以，他們是其時中國進步思想界的共同客人。不過，此舉畢竟又與梁啟超和由他牽頭發起的講學社，關係最為密切。聘請杜威的團體，包括北京大學、尚誌學會、中國公學、新學會、浙江與江蘇兩省教育會及南北高師等多個單位。其中，尚誌學會、中國公學、新學會的負責人都是梁啟超。後杜威續聘一年，更轉由講學社出麵。孟祿雖然是由“中國實際教育調查社”出麵聘請，梁啟超也是其中重要的參與者。至於羅素等其他三位，更徑直皆由講學社聘請。所以，從總體上看，可以說，此期名哲來華講學的盛舉，主要是由講學社主持的。
有一種觀點認為：邀請羅素講學的“總負責人”，不是陳獨秀、李大釗、魯迅，也不是蔡元培、胡適，“而是發表了悲涼的《歐遊心影錄》從而有‘守舊複古’之嫌”，且為研究係首領的梁啟超，難免“有點令人沮喪”。雖然不能將羅素“視為中國政治上反動或學術保守的一黨一派的客人”，但由梁啟超出麵邀請接待，終究“帶來了消極的影響，至少，這樣一種安排阻止了羅素和陳獨秀、李大釗等中國最激進的政治、學術領袖的交往”。[2]這似是而非。實際上，歐遊歸來的梁啟超，告別政壇，轉入文化教育，同樣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健將。[3]依陶菊隱的說法，此時的梁非但不是“悲涼”、“守舊複古”，相反，抱“雄心壯誌”，想高舉新文化大旗，“在中國大幹一場”。他的理想是將“整理國學”與“灌輸西方新思想及新科學”結合起來，推進中國新文化的發展。為此，他建立了三個機構：一是讀書俱樂部，後與鬆坡圖書館合並，提倡研讀新書；二是設立共學社，與商務印書館合作，編譯出版新文化叢書；三是發起講學社，每年請國際馳名學者一位來華講學。[4]足見，發起成立講學社，延名哲講學，乃是梁積極推進新文化建設總體戰略部署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他在談到講學社宗旨時，也是這樣強調的：“我們對於中國的文化運動，向來主張‘絕對的無限製盡量輸入’。”“今日隻要把種種的學說，無限製輸入，聽國人比較選擇，將來自當可以得最良的結果。我們個人做學問，固然應該各尊所信，不可苟同；至於講學社，是一個介紹的機關，……所以我們要大開門戶，把現代有價值的學說都歡迎，都要輸入。這就是我們講學社的宗旨。”[5]不應低估了梁啟超，他給講學社的定位，是引進新知的公共大平台，而非研究係黨派之私的狹隘門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