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後名哲來華講學，不啻在戰後特定的時空下，為中西文化交通架起了一座新的橋梁。歐戰前後的東西方社會，都麵臨著各自“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時代。當中國新文化運動興起，奉西方近代文明為圭臬，猛烈批判固有文化之時，緣歐戰創深痛巨的歐洲，正陷入了自己深刻的社會文化危機。人們對此的反省，除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論外，其另一重要取向，便是反省現代性。所謂現代性，是指自啟蒙運動以來，以役使自然、追求效益為目標的係統化的理智運用過程。因之，許多人將問題歸結為理性對人性的禁錮，以為啟蒙運動以來，理性主義風行，造成了“機械的人生觀”，迷信科學萬能，物質至上。人們失去了精神家園，物欲橫流，爾虞我詐，終至釀成了大戰巨禍。他們將目光轉向人的內心世界，更強調人的情感、意誌與信仰。反省現代性的非理性主義思潮的興起，肇端於尼采；20世紀初，以柏格森、倭鏗等人為代表的生命哲學，強調直覺、“生命創化”與“精神生活”，風靡一時，是此一思潮趨向高漲的重要表征。[1]歐洲現代思潮的上述變動，反映人們了對於資本主義文明的反省，不僅深刻地影響了整個西方世界，而且也影響到了東方。惟其如此，杜威一行的講學，也就不可能不將各自對現代思潮變動兩大取向的解讀帶到中國，從而為後者思想界的變動注入了新的元素。[2]
毫無疑問，名哲作為中國進步思想界的嘉賓，其根本取向與主張科學與民主的新文化運動是完全一致的。杜威講學的一個重點，就是美國的憲政與科學。他肯定，“正是這場這新文化運動，為中國的未來，奠定了一塊最牢固的希望的基礎”。[3]羅素則強調，在當今的世界，“理性和科學的態度”，較之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加重要。這是一種“懷疑的態度”，“人們對於什麽事體都要問有什麽理由”。[4]這與胡適在《新思潮的意義》中提出的旨趣，豈非如出一轍？倭鏗當年所以向蔡元培等人舉杜裏舒自代，一個重要理由，就是杜裏舒是著名生物學家，“故其哲學上有科學上之根據，或者於中國今日好求證於科學之趨向相合”。而後者也以為然。足見，杜裏舒是被認定合乎新文化運動的需要，才入選的。孟祿說，“科學在中國確有重要的價值，打算救中國不在科學上注意，是無效的”，[5]固不必論；就是引起爭論的泰戈爾，何嚐不是如此主張？（這在後文將進一步談到）但是，這些並不影響他們將反省現代性的取向引到了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