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五四運動的洗禮，新文化運動的發展超越了原有單純的文化範疇，也不再限於少數知識分子的範圍，而具有了廣泛的社會參與，成為了社會改造運動。“新文化、新道德”的原有訴求，很快便為日漸高漲的直接要求改造社會的聲浪所取代：“社會改造之聲浪，在今新思潮中，已占全體十之七八。”[1]傅斯年敏銳地感受到了此種變動，他說：“五四運動過後，中國的社會趨向改變了”，“以後是社會改造運動的時代”。[2]杜威諸人所以到處受到熱烈歡迎，一個重要原因，也在於國人對名哲的指導，深抱厚望。人們尤其是青年人，首先感興趣的不是他們高深的哲學本身，而是他們對於改造中國社會的建議。一位青年寫信給羅素說：“自從1919年以來，學生界似乎是中國未來的最大希望；因為他們已經準備迎接中國社會的一個革命的時代”。“我膽敢代表大多數中國學生向您”提出要求，“因為我們大多數希望得到關於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社會主義等等的知識，一句話，我們亟欲求得關於社會革命哲學的知識”，希望您能超越尚嫌保守的杜威，為大家提供這方麵更多的知識。[3]1920年底，羅素在致友人書中也提到：“（中國聽眾）他們不要技術哲學，他們要的是關於社會改造的實際建議。”[4]名哲的講演，尤其是杜威與羅素，顯然都注意到了這一點，故大受歡迎。孟祿高度評價中國的學生運動，他說：“各國的學生，沒有像中國學生在社會上占這樣大的位置的。中國學生自五四學潮以來，對於政治方麵社會方麵，都是能有很大的貢獻。”他甚至還鼓勵學生進一步擴大影響，說：“學生運動，不單就外交方麵，如對於腐敗的內政，貪官汙吏，更應有正當活動的機會，影響亦大。”“現在中國的政府，真是腐敗，但是費了許多力量，還不見得有什麽效果，究有何用？所以諸位當徹底的想想，究竟怎樣才能使現在的中國政府在效力上變做好政府。”[5]孟祿這些大膽的話，連平時不願談政治的胡適聽了都倍受鼓舞。他說：“孟祿先生說的話，是我們這群平常被人叫做過激派的人不敢說的話。我們袖著手，看著政治一天天腐敗下去，不努一點力，卻厚著臉皮去高談外交。我們聽了孟祿先生這樣說，能不慚愧嗎？”“當今中國的青年對於國內政治的腐敗，有什麽改革的運動，我一定加入的！”[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