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名哲講學，人們既各是所是，各取所需，它在助益思想深化的同時，自然也加速了中國思想界的分化。1925年胡適為《朝鮮日報》撰寫《當代中國的思想界》，他介紹歐戰後“中國的思想衝突”，正是從名哲講學說起。他說：“中國青年人在歡迎約翰·杜威和羅素兩氏時，西洋近代文化遭到攻擊，這在多數人的心目中，自然蒙生了心理上的衝突。”[1]梁啟超等人固然緣是加固了自己新的思想支點，得以在新文化運動中獨樹一幟；原來新文化運動隊伍中的陳獨秀與胡適諸人，也因之催化，而漸行漸遠。
關於新文化運動的內部分化已有許多研究，這裏不擬重複，隻是強調一點，杜威的講學顯然加速了此種分化。這裏有兩層含義：一是胡適不僅擔任杜威講學的全程翻譯，而且為了替他講學預為鋪墊，還專門撰寫了《實驗主義》等一係列文章，介紹和宣傳杜威的理論。這無疑會進一步提升他作為實驗主義信徒的理論自覺；二是杜威講學中的某些重要觀點，徑直啟發或支持了胡適提出自己重要的新文化主張，加速了他與陳獨秀諸人的異趨。人們多注意到了1919年7、8月間發生的李大釗與胡適關於“問題與主義”之爭，是新文化運動主持者思想分歧表麵化的重要標誌；但實際上，胡適隨後於同年12月發表的著名長文《新思潮的意義》，更是他決心獨樹一幟的代表作。胡適不讚成陳獨秀將新思潮的意義僅僅歸結為擁護科學與民主“兩大罪案”，而將之重新界定為“隻是一種新態度”——“評判的態度”，即“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繼“問題與主義”的爭論之後，胡適要對新思潮的意義重新界定，顯然意在調整或明確價值取向，為新文化運動的進一步發展，指明自己認同的新方向。所以，此文設計有醒目的副標題：“研究問題，引進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是文影響甚大，此後的事實說明，“整理國故”正是胡適所提倡和堅持的新文化運動發展方向。他自己也說：“這是我對於新思潮運動的解釋。這也是我對於新思潮將來的趨向的希望。”[2]所以，《新思潮的意義》是胡適繼“問題與主義”之爭後，對問題作進一步全麵的和理論思考的結果。它不啻是胡適的“文化綱領”，在更加全麵的意義上，成為了他與李大釗、陳獨秀分道揚鑣的分水嶺。值得注意的是，1919年9月20日至1920年3月6日，杜威作《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共16講的長篇講演，恰與胡適闡述上述的思想主張相呼應。杜威在講演中指斥馬克思主義主張社會問題的“根本解決”，無非是“極端的學說”，且已成明日黃花。他強調，實驗主義才是可行的道路：“現在世界上無論何處都在那裏高談再造世界，改造社會。但是要再造、改造的都是零的，不是整的。如學校、實業、家庭、經濟、思想、政治都是一件件的，不是整齊的。所以進步是零買來的。”[3]如果說，這可以看成是對剛剛發生的“問題與主義”之爭中胡適觀點的支持；那麽，他關於全世界思想“教權”大轉移的見解，則更是對胡適形成《新思潮的意義》中的核心觀點，產生了重要的啟迪作用。杜威說，“教權是什麽呢？就是思想信仰在人生行為上的影響”。“所以問題是怎樣以科學的教權代替成法，或曰怎樣以科學的思想結晶到從前舊訓成法的地位”。“換句話說是將思想改革應該向那一方向走”。“所以思想革新，隻認事實；凡是不能承認的，雖是幾千年來的東西也不能承認”。“其重要之點，就是以根於事實的東西代替不根於事實但憑想象的東西”。[4]胡適所謂的“新態度”，不就是“教權”的更替？胡適強調“價值也跟著變”，體現著“新思潮將來的趨向”，不就是杜威所謂“教權”更替意味著“思想改革應該向那一方向走”？至於胡適在文中繼續指斥馬克思主義，強調“問題”和“一點一滴的改造”，與杜威的說法，更是連語言都是一樣的。在杜威講學過程中，胡適對乃師的觀點是有所選擇的，對於後者反省現代性和主張新舊中西的調和等，皆充耳不聞；但於實驗主義的基本教義，卻是堅信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