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戰後，東西方各自都麵臨著“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時代。在此特殊的語境下，外國名哲應邀來華講學，其層次之高，人數之多，延續時間之長和影響之廣泛，都使之成為了歐戰後西學東漸的文化壯舉。
名哲講學的影響是多方麵的，包括對所涉及的教育、哲學、詩歌諸領域的影響在內；但其中既深且遠者，無疑在於對中國思想界的影響。郭湛波於1934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中，就已指出了這一點。他說：“中國近五十年思想最大之貢獻，即在西洋思想之介紹。”“這些介紹對於中國近代思想影響甚大，尤以杜威、羅素之來華講學。此外如德國哲學家杜裏舒之一九二二年講學，印度大詩人、哲學家太戈爾之一九二三年之來華講學，都給中國思想上不少的痕跡。”[1]不過，他的結論尚嫌抽象。實則，具體說來，主要有三：
其一，名哲講學在全國範圍內，進一步有力地營造了追求新知與開放的社會氛圍，從而擴大了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力。由於組織者精心安排，名哲講學借助講壇、報刊與出版等多樣化形式，其整體效應被盡量發揮到最大化。以杜威為例，他在華兩年兩個月，共作大小講演不下200次，遍及奉天、直隸、山西、山東、江蘇、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廣東11省。1920年8月《晨報》社推出《杜威五大演講》，一年內印行13版，達10萬多冊。其後複多次重印。此外，還出版了《杜威三大演講》、《杜威在華演講集》、《杜威羅素演講錄合刊》等多種演講錄。其餘各種小演講錄，依胡適說法，更是“幾乎數也數不清楚了”。[2]孟祿講學僅三個月，足跡卻遍及了北京、上海等9省18個市，調查了200多處教育機構與設施，其間應邀講演60多場，並參與各種座談與討論。同時，也有《孟祿講演集》及《孟祿的中國教育討論》等專書出版。此外，名哲講學多受到各省督軍或省長等最高當局的高規格禮遇，也大有助於提升它的社會影響力。百如在談到杜威講學將產生積極和重大的社會效益時，這樣寫道：“我們在國內的人，居然有機會把世界第一流的學者請了來，聽他的言論，接近他的聲音笑貌，這樣的幸福是不容易得的。他所說的，我們多數人或者未必全能領會和了解，但在‘觀感之間’所得到的，也就不少了”。在社會新舊思潮衝突之際，“這時候有一個大家尊仰的‘論師’在我們中間，新思想就得了一個很好的指導，很有力的興奮。頑舊的人，能聽聽這樣名哲的議論，或者能受些感化，換些新空氣，也未可知”。[3]他的判斷是客觀的，而持續6年之久的5位名哲講學所產生的整體社會效益，自然會更加有力地擴大了新文化運動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