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西方”一詞，逐漸取代原有的“西國”、“泰西”、“西洋”、“歐美”等，成為國人至今用以泛指歐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最為通行的代名詞，是在“五四”之後。[1]本文所謂“對西方求解放”，並非意味拒絕學習西方，重歸傳統，而是指涉國人謀求超越西方，重新思考國家與民族命運的一種自覺。它構成了其時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思想先導。
歐戰前的近代中國思想解放的曆程，在某種意義上，可以概括為：步武西方，“對傳統求解放”。但是，與此同時，盲目崇拜西方的非理性傾向也在潛滋暗長。其間，不乏有識之士看到了西方社會的某些弊端，例如，1903年梁啟超遊美，曾發出這樣的感歎：“天下最繁盛者宜莫如紐約，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紐約。”[2]1905年孫中山也指出：“然而歐美強矣，其民實困。”[3]但是，從總體上說，都遠未達到對後者作整體反省的境界或改變了盲目崇拜的心態。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在將“對傳統求解放”的運動引向高峰的同時，也將盲目崇拜西方的傾向推到了最大化。陳獨秀強調，“以新輸入的歐化為是”，[4]“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采用西洋的新法子”。[5]傅斯年則幹脆說：中國既百不如人，“中西的問題”自然就“變成是非的問題了”。[6]
然而，歐戰前後的世界，時移勢異，東西方都麵臨著各自“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時代。人們發現，自己一向崇拜有加並藉以批判固有文化的西方19世紀文明，在戰後的歐洲正成為普遍反省的對象，尤其是俄國革命之後，西方資本主義更陷入了四麵楚歌的境地。緣是之故，有識之士幡然醒悟，要求重新審視中西文化和世界的格局。它引發了國人“對西方求解放”思潮的興起，這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必然趨勢。明白了這一點，便不難理解，五四新文化運動所以構成了近代中國思想解放的偉大潮流，歸根結底，端在於它同時包含了兩大思想解放的向度：“對傳統求解放”和“對西方求解放”。二者相反相成，其間的搏擊與張力，不僅構成了其時思想解放的內在動力，而且深刻地影響了其後中國思想解放運動與社會變革的曆史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