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艾愷在他的《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一書中說：“亞洲的反現代化批評到一次大戰後才顯出其重要性，它實際上是大戰及戰後西方慘況和悲觀的產物。是故相當諷刺性的是，在西方本身進入了由大戰產生的自我懷疑和自我批評的時期，亞洲對西方化的批評者在亞洲才變為得勢。”[1]艾愷認為，戰後包括中國在內亞洲出現的批評西方的浪潮，乃源自於歐洲。這是合乎實際的。故要理解歐戰後國人“對西方求解放”，便不能不首先關注戰後歐洲現代思潮的變動。
我在《歐戰前後國人的現代性反省》一文中，[2]對於戰後歐洲現代思潮的變動，曾作這樣的描述：
歐戰作為人類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慘絕人寰，創深痛钜。其時，許多歐洲人對西方文化失去了信心，所謂“西方沒落”、“上帝死了”，悲觀的論調漸起，彌漫歐洲大陸。與此相應，歐洲出現了“理性危機”。自18世紀以來，理性主義曾凱歌猛進，以至於人們尊理性為最高法庭，強調在理性麵前，一切聲言擁有時效性的東西，都必須為自己辯護。但是，現在人們卻發現，“歐洲釋放出來的科學和技術的威力似乎是他們不能控製的，而他們對歐洲文明所創造的穩定與安全的信仰，也隻是幻想而已。對於理性將要驅走殘存的黑暗，消除愚昧與不公正並引導社會持續前進的希望也都落了空。歐洲的知識分子覺得他們是生活在一個‘破碎的世界’中”。所謂“破碎的世界”，就是韋伯所說的“理性具有的可怕的兩麵性”：它一方麵帶來了科學與經濟生活中的巨大成就，但同時卻無情地鏟除了數世紀以來的傳統，將深入人心的宗教信仰斥為迷信，視人類情感為無益，“因而使生命喪失精神追求”，“世界失去魁力”，“使生命毫無意義”。人們在藉理性征服自然的同時，其主體性也發生了異化，成為了理性的奴隸。理性所承諾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王國，不但沒有出現，相反，現實中卻充滿著貧富對立與仇恨，乃至於發生這場可怕的大屠殺。“人是什麽”？自古希臘哲人以來似乎已經解決的問題，現在又成了問題，人們感到孤獨，失去了方向，又出現了“人的危機”。緣是之故，自19世紀末以來便陷入衰微的理性主義，進一步衰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