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後，“解放”一詞十分流行，也有許多人為之作過界定。其中，陳獨秀的見解最為明了。他說，“解放就是壓製底反麵，也就是自由底別名”。解放重在主動而非被動，“個人主觀上有了覺悟，自己從種種束縛的不正當的思想、習慣、迷信中解放出來”，“才能收解放底圓滿效果。自動的解放，正是解放底第一義”。[1]據此以觀，國人的“對西方求解放”，其主觀上的覺悟，即“自動的解放”，犖犖大者，主要有三：
第一，打破“西方文明中心”論。
近代資本主義在迫使東方服從西方的過程中，其建立和維護的一個重要精神支柱，便是“西方文明中心”論。1913年《東方雜誌》刊載的一篇文章就曾尖銳地指出了這一點：“要之彼皙人之抵排異種，雖持種種之說以為口實，究其真誠，不過曰皙人獨為文明之優種，其他皆野蠻卑劣之種而已。”[2]但是，浸潤既久，在後進民族中，許多人又往往自覺不自覺地，會因之而自慚形穢，或對之心悅誠服。新文化運動中彰顯的民族虛無主義，正是緣此而起。但是，從整體上看，此期的國人卻是開始形成了要求打破“西方文明中心”論的自覺。
“西方文明中心”論的天敵是文化多元論。湯林森在他的《文化帝國主義》一書中說：多元文化概念的提出在現代西方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它就意味著“對於所謂一個‘正確’的人類發展類型這說法，提出了質疑——而這樣定於一尊的定義，確實隱藏於歐洲中心論者的‘文明’這樣的概念”。[3]德國年輕的中學教師斯賓格勒於1918年7月歐戰行將結束時出版了自己的成名作《西方的沒落》，最早提出了文化多元的概念，從而宣告了“西方文明中心”論的根本動搖。斯賓格勒認為，每一種文化猶如有機體，都有自己發生、發展、興盛和衰亡的過程。他斷言，西方文化正麵臨著沒落的命運。此書初成於歐戰前，被認為不幸而言中，故出版後轟動了西方。同時，作為西方反省現代性思潮的一部分，它很快也便被張君勱諸人介紹到了中國。[4]張蔭麟十分正確地指出，斯賓格勒的最大貢獻即在於超越西人的傳統思維，“而不以一族一國家為天之驕子，可常役使他國他族而自保其富貴尊榮”。[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