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李大釗分別代表的反省現代性與馬克思主義，雖有交匯，卻非殊途同歸，故其最終趨向，難免分道揚鑣。
美國學者羅蘭·斯特龍伯格在他著名的《西方現代思想史》中說：“社會主義賴以生長的土壤，當然就是對現存社會經濟秩序的嚴重失望情緒，而這種秩序被馬克思稱之為‘資本主義’。”[1]歐戰後，社會主義所以受到國人的普遍歡迎，反映了人們對於弱肉強食的資本主義的“嚴重失望情緒”；盡管它流派紛起，但在一般國人的心目中，往往隻記取社會主義所共同期許的建立沒有人壓迫人，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是正義的、合理的。換言之，社會主義之於他們，實際上還僅是個籠統的理想或時代應有的精神。所以，一旦說到實處，要怎樣在中國實踐這一選擇，人們思想的分歧便突顯了。戴季陶曾生動描述了時人向往社會主義，卻發現身在歧路的困惑：“大家都在若有識若無識的當中隨著世界的新潮走。這個當口，恰被一個向右轉的德謨克拉西，向左轉的梭霞裏士姆，卷到潮流的漩渦裏，漩到頭眼昏花。究竟向右呢？向左呢？自己也分別不出來。好容易有聰明的人，在自由和平等的交流點上發現出一個社會民主主義來，以為這是一條可以走的路了，誰知剛走上了路，就看見前途橫著幾條分歧的大路。向哪一條走好呢？法國人向哪裏去了？英國人向哪裏去了？德國人俄國人都各有各的路去了。顧得東來顧不得西，可憐這睡眼蒙矓的中國人，竟變成一個心中無主的迷路兒了。”需要注意的是，此時的戴季陶雖然相信唯有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社會主義，但在實際上，也未盡脫上述思想上的籠統。所以，他又說：“‘社會主義’這個主義，照我看來並不是一個嚴格的主義，隻是一個世界的時代精神。這一個時代精神，是普遍的照住全世界。”“我們如果要向著世界的時代精神去求進取的生活，我們所能走的路還得要我們自己開。”[2]這也正是他最終並不能堅持馬克思主義信仰的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