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尤其是歐戰前後，東西方都麵臨著各自“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時代。緣時代的落差，正當國人熱衷於藉西方19世紀文明批判固有傳統之時，西方資本主義因自身的矛盾，卻已陷入了深刻的危機之中。歐戰的慘絕人寰，固然集中暴露了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弊端；巴黎和會的背信棄義，更引發了中國五四運動的愛國浪潮，民族主義空前高漲。在俄國革命的感召下，國人撫今思昔，要求重新審視東西文化和探討國家與民族的發展道路，從而促進了“對西方求解放”思潮的興起。所謂“對西方求解放”，說到底，就是“對資本主義求解放”，這是曆史發展合乎邏輯的必然結果。
國人打破了“西方文明中心”論，明確肯定中國文化的自身價值，從根本上為恢複民族自信力奠定了基礎。而對於資本主義的普遍否定，並進而展開了對中國社會發展道路問題的爭論，則反映了時人思想之空前活躍；國人最終接受馬克思主義宇宙觀作為考察國家與民族命運的思想武器，選擇了以俄為師，走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則不僅意味著歐戰後國人的“對西方求解放”思潮發展到了自己的高峰，如陳獨秀所言“收解放底圓滿效果”，而且催生了最初的善果：國共合作和國民革命的興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歐戰後國人“對西方求解放”思潮的興起，不僅是其時中國民族民主運動高漲的反映，而且成為了它的重要思想先導。
國人的“對西方求解放”思潮在民族主義高漲的語境下興起與發展，源於反省現代性與馬克思主義兩種視角和取向的交匯與衝撞的本身，就說明了其本質非簡單抵拒西方，複歸傳統，而是要求超越西方的資本主義，在新時代全球視野下，謀求民族的獨立發展。所以，它所表現的不是傳統固守的心態，而是積極的開放進取的心態。歸根結底，它仍然是近代誌士仁人向西方追求救國真理的延續，隻是時移勢異，具備了新的世界視野與時代批判精神的人們，其心目中的“西方”和所欲追求的真理，已與往昔的認知不可同日而語罷了。1921年底，梁啟超在講學社歡迎羅素會上致辭說：現在正當我們學問饑餓的時候，“對於追求真理，異常迫切”，我們需要將西方種種學說，“無限製輸入，聽國人比較選擇，將來自當可以得最良的結果”。[1]最後，他複以呂純陽點石成金的古代傳說作比喻，希望羅素能將自己的“指頭”即“研究學問的方法”傳授給中國人。他說，這樣我們也能接著研究下去，成為第二個呂純陽，也可以點石成金了。梁啟超不僅表達了國人渴望追求真理的開放心態，而且表達了國人渴望獨立發展的自信。惲代英下麵的話，從另一個角度，也同樣表達了這一點：“我們反對文化侵略是反對帝國主義軟化馴服中國民眾的文化政策。我們並不是說反對歐美文化，我們並不是否認歐美文化之優點，而且承認中國有亟須接受歐美物質文明之必要，我們所謂反對文化侵略，決不是盲目的讚美中國的固有文明，如保存國粹論與東方文化論者之所為。我們認定歐美文化是比中國文化進步的，這是因為歐美文化是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中國文化是農業封建社會的文化，歐美文化是比中國文化為進步的，這是因為歐美的經濟狀況是比中國的經濟狀況為進步的原故。但這正是說，中國經濟文化因為比較落後，所以為歐美帝國主義者所宰割**，中國民族必須力求經濟文化的進步，以謀完成自己的解放；決不是說，中國經濟文化既然比較落後，便應當甘心屈服於歐美帝國主義者的宰割**，亦不是說中國一定要保守這種比較落後的經濟文化，不求經濟文化的進步。——這個奴性或保守性的見解是我們所必須反對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