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策縱先生在其名著《“五四”運動史》中說：“‘新文化運動’這一名詞，在1919年5月4日以後的半年內逐漸得以流行。那年12月，《新潮》的編者在出版宣言中答複讀者說，他們的運動就是‘文化運動’。1920年初這個運動已經非常普遍流行了。”[1]應當說，這個判斷總體上是正確的，但尚欠周延。“新文化運動”這一名詞是“五四”後才出現的，最早的出處固不可考，[2]但據筆者所知，至少在1919年9月傅斯年、李大釗與戴季陶已分別使用了這一概念。是年9月5日，傅斯年在赴英留學前，於《新潮》2卷1號發表的《“新潮”之回顧與前瞻》一文中寫道：“我覺得我一生最有趣味的際會是在北大的幾年，最可愛的是新潮社，最有希望的是北大的文化運動。”[3]同月15日，李大釗在《少年中國》第1卷第3期發表《“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說：“我們‘少年運動’的第一步，就是要作兩種的文化運動：一個是精神改造的運動，一個是物質改造的運動。”戴季陶則在同月1日《建設》第1卷第2號上發表《從經濟上觀察中國的亂源》，其中說：歐戰後的西方社會缺陷盡露，故改造國家與社會，“已經成了全世界一致的聲浪”。中國同樣如此，其“進步的趨向是很明了的，助成進步的新文化運動是很猛烈的”。[4]不過，盡管如此，還不足以說明“新文化運動”一詞在“五四”後半年內“得以流行”。實際情況是，迄1919年底，時人的提法，還是“新思想運動”、“新思潮運動”、“文化運動”等多種名詞，混雜使用的，後者還談不上流行。1919年11月20日的《工學發刊辭》寫道：“新思想……新思想……新思想震破了我們的耳鼓，敲碎了我們的腦筋……”，[5]說明作者感受到的其時流行語是“新思想”。而胡適晚到同年12月1日在《新青年》第7卷第1號上發表他的重要長文，題目卻是《新思潮的意義》。他在文中開宗明義即指出：“近來報紙上發表過幾篇解釋‘新思潮’的文章。我讀了這幾篇文章，覺得他們所舉出的新思潮的性質，或太瑣碎，或太籠統，不能算作新思潮運動的真確解釋，也不能指出新思潮的將來趨勢。”足見“新思潮運動”一詞，實較“新文化運動”為流行。1920年10月君實著文說：“一年以前，‘新思想’之名詞，頗流行於吾國之一般社會，以其意義之廣漠，內容之不易確定，頗惹起各方之疑惑辯難。迄於最近，則新思想三字，已鮮有人道及，而‘新文化’之一語，乃代之而興。以文化視思想，自較有意義可尋。”[6]一年前自是1919年10月前後，這與上述《工學發刊辭》的用語是一致的。“新文化運動”一詞真正開始流行，當晚到1920年初，而“非常普遍流行”，則還應是同年下半年的事。1920年10月10日《學燈》上有文說：“半年之前，中國忽然來了‘文化運動’的一個名詞，我們也不曉得是那一個人開始造的，但這本是群眾心理的個種現象，不足渾怪。”[7]所謂“半年之前”，當是同年4月。有趣的是，4月1日陳獨秀正好發表《新文化運動是什麽？》，文章開頭便說：“‘新文化運動’這個名詞，現在我們社會裏很流行。”[8]二者相反相成，互相發明，恰好說明是年初正是“新文化運動”一詞升溫之時。至於陳天啟同年8月在《少年中國》第2卷第2期上發表《什麽是新文化的真精神》一文，發出這樣的感慨：“‘新文化’這三個字，在現在個個人已看慣了，聽慣了，說慣了；究竟什麽是新文化的真精神？現在的時髦，幾乎個個人都是新文化運動家，究竟運動的什麽是新文化？”足見是時“新文化運動”一詞，已然“非常普遍流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