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人在討論中合乎邏輯提出的第一個核心問題，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什麽？”或叫“新思潮的意義是什麽？”
直到1920年8月，陳天啟在《什麽是新文化的真精神》一文中還在提出這一問題：“究竟什麽是新文化的真精神？現在的時髦，幾乎個個人都是新文化運動家，究竟運動的是什麽新文化？”[1]實則，“五四”後不久，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就已開始了。其中，包士傑的長文《新思潮是什麽》，有一定的代表性。[2]當時，胡適對報刊已發表的一些文章的見解都不以為然，他說：“我讀了這幾篇文章，覺得他們所舉出的新思潮的性質，或太瑣碎，或太籠統，不能算作新思潮運動的真確解釋，也不能指出新思潮的將來趨勢。即如包士傑先生的《新思潮是什麽》一篇長文，列舉新思潮的內容，何嚐不詳細？但是他究竟不曾使我們明白那種種新思潮的共同意義是什麽？”[3]為此，他寫了著名的長文《新思潮的意義》。晚年的胡適舊話重提，他說：“在這一（文化）運動已經進行了好幾年之後，當然有人想把他的意義確定下來。”[4]他顯然是在強調當時討論確定新文化運動的意義，其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義。實際上，當時不僅胡適不滿意包士傑諸人的見解，張東蓀也提出了自己的批評：“包先生所說的，條理很繁，範圍很廣，看了不甚清楚。”[5]為此，他發表了《“新思想”與“新運動”》。也許是受胡適的影響，其後雖然問題的討論乃在進行，但人們不再滿足於羅列現象，紛紛轉而力圖集中概括各自對新文化運動本質的理解與把握，從而進一步彰顯了時人如雷蒙·威廉斯所說，對環境變動“努力進行總體的性質評估”。
固然，時人對新文化運動本質的理解與把握，見智見仁，莫衷一是。例如，蔣百裏說，新思潮有兩大特性：一曰“世界性”，即問題為世界人類所共同，故其目標在人類全部，而非一國一族之局部；二曰“實在性”，即問題為當下生活所必需，故其方向在實際生活，而非空談。“吾以為是二性者，為今日思潮之本質而同時亦可為其徑路進展之方針。”[6]寓公以為新思潮的本質，端在“適應”二字：“‘新’既是適應，那麽新思潮，就是適應的思潮。換句話說，新思潮就是解決疑難，具有目的觀念適應的自然的有意作用。”[7]而蘇甲榮則強**育的意義，他說：“我以為文化運動，其實就是教育擴張”，“所以我以為以後的文化運動不如用教育擴張四個字來代替它”。[8]陶樂勤的見解與之相仿：“文化運動，就是將生活的智識傳染於人，所以凡是將生活智識傳染於人的運動，都可以算做文化運動。”[9]張東蓀則將新思潮的本質歸納為六個方麵：社會主義、犧牲主義、平等主義、勞動主義、世界主義、理想主義，[10]如此等等。但是，從整體上看，其時對新文化運動真正具深度與影響力的概括，當數以下三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