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慘絕人寰，創深痛巨，使許多歐洲人對自己的前途和命運失去了信心，陷於悲觀、混亂和迷茫之中。因之，彷徨無主，哀歎頹唐，複古迷信之風，彌漫於歐洲大陸。法國著名作家韋拉裏1919年初在與人書中說，歐人危疑彷徨，莫知所措，雜藥亂投，實陷於理性危機。“此種紛亂而複雜之情形，適足見歐洲人精神之悲苦。”[1]不過，韋拉裏等人還隻是看到歐人的理性危機，而德國的一位青年中學教師斯賓格勒於1918年7月歐戰剛剛結束，便推出他的成名作《西方的沒落》，徑直斷言西方文明正麵臨著沒落的命運。斯賓格勒認為，每一種文化猶如有機體，都有自己發生、發展、興盛和衰亡的過程。歐戰不是“民族感情、個人影響或經濟傾向的一團一時性的偶然事故”，而是表明西方的“浮士德文化”正走向死亡。《西方的沒落》初成於1914年歐戰前夕，似乎不幸而言中，故出版後立即轟動了西方。初版9萬部，風行一時，其盛況為達爾文《物種起源》出版以來所未有。
歐戰既使許多西人對自己的文化喪失信心，他們痛定思痛，對遙遠靜謐而又陌生的東方文化便油然生羨慕之情。故戰後的歐洲出現了“崇拜亞洲之狂熱”，中國文化也在歐洲大行其道，孔子、老子被許多人奉為宗師，其中僅《道德經》的譯本戰後的德國就出版了8種。此外，專門研究中國學問的各種團體，也在各地建立起來。一位西方學者說：“東方文化在歐洲之勢力及影響早已超出少數消遣文人及專門古董家之範圍，而及於大多數之人，凡今世精神激擾不寧之人皆在其列。”[2]
歐戰也令久視西方為自由、平等、博愛故鄉的東方民族目瞪口呆，引起了後者對東西文化的反省。印度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泰戈爾，被時人譽為“東方第一大人物”，他的見解頗具代表性。戰後泰戈爾在歐洲各地的演講，直言不諱地批評了西方文化對東方文化的壓迫，他說：歐洲民族“妄自尊大，欲以自己之西方物質思想征服東方精神生活。致使中國印度最高之文化，皆受西方物質武力之壓迫，務使東方文化與西方文明所有相異之點，皆完全消滅，統一於西方物質文明之下，然後快意。此實為歐洲人共同所造成之罪惡。希望青年將從前種種罪行忘去，努力為新世界之造”。[3]其後，泰戈爾訪問了中國與日本，繼續發揮他的觀點、鼓吹複興東方文化。他強調指出，我們相信西方文化有自己的優長，特別是西方的科學大可造福人類，因之西洋人民“有教導世界的使命”，但我們更相信促進人類和平的偉大事業，必須具有偉大的胸懷，因為科學固然重要，“但是創造的天才卻在‘人’的精神理想中”。西方對東方的侵略，尤其是此次可怖的歐戰，足證西方人恰恰缺少此種“精神理想”與偉人的胸懷，若不能改弦更張，西方人就不免要毀滅這個世界了”。[4]其間，中國的許多報刊大量登載泰戈爾的文章、講演與談話，一時產生了頗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