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後，“新文化運動”概念的產生及其關於“新文化運動”的熱烈討論，不僅反映了時人對“五四”前後中國社會文化思潮變動的理解與把握，而且也反映了此前未曾正名的“新文化運動”已超越單純追求思想解放的範疇，躍進到了探求社會改造，謀求“直接行動”的階段。正是在這個更加完整的意義上，我們說，新文化運動構成了其後中國大革命勃然興起的思想先導。
這場討論參與的報刊甚多，持續的時間長，它有力地擴大了新文化運動的聲勢與影響。時人將身在其中的新文化運動的本質，概括為“社會改造運動”，並強調其思想的指導與批判的鋒芒，是科學、民主與“重新估價一切”的“評判的態度”，也不僅十分準確，而且難能可貴。討論探討了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現實政治的關係以及中國的根本出路等重大的問題，並邏輯地引出了新文化運動發展的三大取向：普及文化、提升學術與轉向社會革命。從其後的曆史發展看，三大取向雖不應等量齊觀，但無疑都有自己的曆史合理性。以李大釗、陳獨秀為代表的社會革命取向，其最終的善果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和根本改變了中國的命運，這固不待言；但前二者的曆史合理性也不應輕忽。陳獨秀當年的意見是對的：肯定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的區別，絕不意味著可以輕忽文化運動的意義以及創造民族文化的偉大和它的艱巨性。“一個人若真能埋頭在文藝、科學上做工夫，什麽婦女問題、勞動問題，鬧得天翻地覆他都不理，甚至於還發點頑固的反對議論，也不害在文化運動上的成績”。[1]準此以觀，新文化運動推動了思想解放的潮流，加速了白話文、新文學以及教育與科學的廣泛傳播與發展，其於中國新文化的普及，可謂功莫大焉。胡適推動的整理國故運動，如何促進了中國現代學術的轉型與發展，在當時即有很高的評價。1924年潘公展在《東方雜誌》20周年紀念號上發表長達三萬字的長文，對新文化運動有全麵的評點，其中說：“（整理國故）未始不足為東西文化開一溝通之路，造一熔鑄之爐。果爾，中國新文化運動之價值，又不當僅憑中國學術界所受之影響而估計，世界文化之別有天地，亦未始不賴乎此也。”[2]近年來學術界對此已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同樣都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要言之，曆史發展是多樣性的統一。新文化運動不僅催生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善果；而且，從長時段看，新文化運動依文化發展自身的邏輯，沿著普及與提高兩個向度即縱深發展，終至成為常態，實有力地奠定了現代中國學術文化發展的基礎；從廣闊的視野看問題，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可以說，它同樣為中國現代文明政治的發展奠定了一個長期起作用的“非政治的”即文化思想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