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公認“20世紀初，是陳獨秀向馬克思主義者飛躍前進的時期”，[1]但需要指出，此種“飛躍前進”並非徑情直遂，實際上是經曆了一個搖擺的過程。例如，是年3月陳獨秀發表《馬爾塞斯人口論與中國人的問題》，文中既承認馬克思主義“很有力量、價值”，同時，又認為馬克思主義不是“包醫百病的學說”，“在我們學術思想進步上，在我們討論社會問題上，卻有很大的阻礙”。[2]而此期也正是梁啟超、張君勱諸人遊歐歸來，《歐遊心影錄》發表和緣此反省現代性思潮迅速升溫的時候。耐人尋味的是，這時的陳獨秀對於反省現代性有了某種新的接近。這集中表現有三：
其一，重新肯定了人類情感的重要。歐洲反省現代性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批評“理性萬能”論漠視和壓抑了人類的情感。倭鏗指出：“思想本由精神生活原動力而來”，宗教改革完全說明了這一點。時大學問家艾勒司摩對教會弊端的認識不在路德之下，但改革之功不成於艾，而成於路，不是因為後者是大論理學家，其冷靜潛思有勝於前者，而在於路德深感“良心之痛苦，有動於中，乃以宗教問題，視為一身分內事而奮起耳”。足見人生的成敗得失，最終不在知識的考量，而在情感即精神生活。[3]陳獨秀獨尊理性，他說：“舉凡一事之興，一物之細，罔不訴之科學法則，以定其得失從違；其效將使人間之思想雲為，一尊理性，而迷信斬焉，而無知妄作之風息焉。”[4]重科學固然是對的，但相信“人間思想雲為，一遵理性”，卻不免輕忽了情誌的作用。梁漱溟認為，陳獨秀諸人的思想沒有超出西方18、19世紀思想窠臼，無非堅持走人生態度的第一路向。[5]1919年底，在北京舉行的北高師學生李超女士的追悼會上，梁漱溟繼蔡元培、陳獨秀諸人之後發表講話，他說：“大家要曉得人的動作，不是知識要他動作的，是欲望與情感要他往前動作的。單指出問題是不行的，必要他感覺著是個問題才行。指點出問題是偏知識一麵的，而感覺他真是我的問題卻是情感的事。”北京的許多婦女對追悼會的冷漠，反映了情感的麻木。他對陳獨秀輕忽情感的作用不以為然：“陳先生省克人類占有性是消極的法子，這涵養與發揮情感是積極的道路。”[6]有趣的是，陳獨秀事後接受了這個意見。1920年2月他在《基督教與中國人》一文中用了很長的篇幅，專門談人類情感的問題。他說：我們“要曉得情感底力量偉大”。支配中國人心的最高文化是倫理的道義，支配西洋人心的最高文化是希臘以來的美的情感和基督教信與愛的情感。二者的共同點，“都是超物質的精神衝動”。“知識理性的衝動，我們固然不可看輕；自然情感的衝動，我們更當看重。”對於缺乏情感的人，無論你對他如何講愛父母、愛國家、愛人類，都是無法叫他向前行動的。他接著引用上述梁漱溟關於“單指出問題是不行的，必要他感覺著是個問題才行”的一段話，並說：“梁先生這話極有道理”。“新信仰是什麽？就是耶穌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7]在這裏，陳獨秀不僅肯定了柏格森哲學的基本理念：“超物質的精神衝動”，而且肯定了梁漱溟關於必須更加看重人類情感作用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