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9月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質問〈東方雜誌〉記者》，次年2月又發表《再質問〈東方雜誌〉記者》，[1]對當時負有盛名的《東方雜誌》進行嚴厲的批判，以為其主張有與“複辟”者同流合汙之嫌，結果引起了與該雜誌主編杜亞泉間的論爭。這成為新文化運動中一段人所共知的有名公案。上述同一位論者雖然並不否定兩刊在思想層麵上存在嚴重的分歧，但卻強調“陳獨秀以非常手段‘對付’《東方雜誌》的‘非觀念’動機”，即“刊物辦了兩年多，影響仍然有限，而商務印書館所經營的《東方雜誌》卻在都市文化人中甚為流行，難免心生嫉羨”，故為“爭奪讀者市場乃至全國讀書界的思想領導權”，陳使用了“殺手鐧”，借“複辟”做文章攻擊《東方雜誌》。“結果大有立竿見影之效”，後者銷量大減，終令杜亞泉去職。[2]論者的此一見解與上述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最初“實並沒有什麽高遠的誌懷和預設路徑”，相互補充，無非是要強調陳獨秀辦刊的成功，實賴其“非觀念”的動機，即善於炒作的商業手段。論者的視角新穎，但終有過度解讀之嫌。實際上，陳獨秀對《東方雜誌》的猛烈攻擊，與其說是“心生嫉羨”的商業炒作，不如說是陳個人堅決不妥協並不免霸氣與偏執作風的又一次集中反映。1917年初，陳獨秀繼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之後，隨即發表《文學革命論》，徑將胡適主張的“改良”提升為“革命”，舉起了“文學革命”的旗子。他旗幟鮮明地提出了“革命軍三大主義”，並咄咄逼人，寫道：“有不顧迂儒之毀譽，明目張膽以與十八魔宣戰者乎？予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3]時遠在美國的胡適，擔心操之過急，建議文學問題當容不同意見充分討論。而陳卻複信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胡適事後回憶，對陳十分佩服，稱他是“最重要的急先鋒”，並說：“陳獨秀的特別性質是他的一往直前的定力”，自己過於平和，若沒有陳，文學革命至少還需推後十年。[4]這件事無疑典型地反映出了陳獨秀果斷和強硬的作風。如果我們從陳獨秀與反省現代性的視角看問題，上述公案便可以得到更合理的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