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戰前後，西方現代思潮發生了深刻的變動。其主要取向有二：一是馬克思主義主張社會主義革命，俄國十月革命是其善果；二是非理性主義思潮的興起，主張反省現代性。前者固不待言，後者所謂現代性，提指自啟蒙運動以來，以征服自然和追求效益為目標的係統化的理智運用過程。西方自18世紀尤其是19世紀以降，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理性主義空前高漲，人們相信“科學萬能”，理性足以解決人類社會的一切問題，越來越陷於機械論，而漠視人的精神家園。但歐戰慘絕人寰，卻引發了“理性危機”，反省現代性的非理性主義思潮因之興起。人們反對“機械的人生觀”，強調重新關注人的精神世界，包括情感、意誌與信仰。所以，尼采提出著名的主張：“重新估定一切價值。”20世紀初，以柏格森為代表的生命哲學，強調直覺、“生命創化”與“精神生活”，風靡一時，則標誌著反省現性的非理性主義思潮的高漲。它反映了歐人對自身文化的反省，同時也對西方現代思潮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
歐戰前，西方反省現代性思潮先後傳到日本與中國。1916年1月民質說：自己十年間先後遊英、日，發現兩地學人於柏格森、倭鏗的學說，皆趨之若鶩，迻譯解說，纖悉靡遺。[2]1917年章士釗在日本中國留學生“神州學會”，作題為《歐洲最近思潮與吾人之覺悟》的演講，也說到：近十多年來，柏格森與倭鏗的學說風靡世界，在日本，甚至中學生也無不知有創造進化精神生活諸名義，“而吾國則頑然無所知”。[3]二人不約而同，都強調十多年前即20世紀初年，日本已盛行西方的反省現代性思潮。如果我們注意到魯迅早在1908年（1907年寫就）就已在留學生刊物《河南》上發表《文化偏至論》一文，批評西方19世紀的文明迷信“物質萬能”，而無視人的情意，陷於“偏至”，足見上述二人所論不差。[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