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現代思潮變動所呈現的兩大取向，即社會主義革命與反省現代性，雖然有質的區分，但是，二者無疑都反映了人們對於資本主義的反省。也因是之故，它們傳到中國，其互相發明，也有力地增強了國人對西方資本主義的質疑，從而多歸趨同情社會主義。當時有人寫道：“一年以來，社會主義底思潮在中國，可謂風起雲湧。”[1]隻是，問題一旦歸結到具體的實踐層麵，人們的思想又不免重歸異趨，分道揚鑣。所以，毫不足奇，蔡元培、梁啟超諸人盡管不同程度都認同反省現代性和同情社會主義，但是，卻都不讚成馬克思主義；而李大釗、陳獨秀則轉向服膺馬克思主義，從而異軍突起，為新文化運動開辟了新的方向。對後者而言，反省現代性又恰恰構成了他們轉向服膺馬克思主義重要的思想鋪墊。
李大釗的社會曆史觀由“靈肉二元”論轉向物質一元論，就生動地反映了這一點。1916年李大釗發表《第三》一文，首次提出“靈肉一致”的“‘第三’文明”說。他寫道：“第一文明偏於靈；第二文明偏於肉；吾寧歡迎‘第三’之文明。蓋‘第三’之文明，乃靈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也。”[2]這自然不是偶然的。20世紀初年，時人多稱西方文明為“物質文明”（“肉”），稱東方文明為“精神文明”（“靈”）。長期以來，論者多斥之為隆中抑西、複古倒退，實屬誤解。事實上，此種說法乃西人的夫子自道，它本身就是歐戰前後西人反省現代性的一個重要論點。[3]他們指斥19世紀以來的歐洲文明，崇尚機械的人生觀，物欲橫流，道德衰墮。柏格森、倭鏗所以強調“精神生活”，也正緣於此。時人的上述說法，無非是在延用西說而已。所以，其進李大釗提出“第三”文明說，顯然是與反省現代思潮相通。不僅如此，他還進而將之與迎受俄國革命對接，“‘第三’文明”說複成為了他轉而“以俄為師”重要的思想先導。1918年7月，他在《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中說：東洋文明是為“主靜的”、“直覺的”、“精神的”、“靈的”；西洋文明為“主動的”、“理智的”、“物質的”、“肉的”。“東洋文明既衰頹於靜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於物質之下，為救世界之危機，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羅斯之文明，誠足以當媒介東西之任。”[4]在他看來，俄國革命開創了人類新的文明，它體現了東西文明“靈肉”的結合，正是他所憧憬的“‘第三’文明”。所以，他在同一天發表的另一篇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較觀》中，說得更加明白：“今俄人因革命之風雲，衝決‘神’與‘獨裁君主’之勢力範圍，而以人道、自由為基礎，將統製一切之權力，全收於民眾之手。世界中將來能創造一兼東西文明特質，歐亞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蓋舍俄羅斯人莫屬。”[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