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戰前後，中西方都各自麵臨著“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時代。但是，因時代的落差，當中國的新文化運動熱衷於以歐洲19世紀的文明為範本，猛烈批判傳統文化之時，歐洲人卻正致力於反省自己的資本主義文明，其反省現代性與社會主義思潮的並興，不僅標誌著西方現代思潮發生了深刻的變動，而且，二者東傳也給其時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帶來了深刻的影響。探究李大釗、陳獨秀這兩位新文化運動的主將，由反省現代性轉歸服膺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進路，既為進一步研究二者的思想所必需，同時也恰成為了我們今天進一步理解與把握20世紀初年中國社會文化思潮變動，十分有價值的切入點。
蔣夢麟在《西潮》一書中，談到“五四”前後知識分子的思想變化時，說：“大體而論，知識分子大都循著西方民主途徑前進，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受到1917年俄國革命的鼓勵而向往馬克思主義。”[1]作為其時知識分子一般的大趨向，此種描述固然不錯；但是，欲進一步探討個人的具體思想進路，就難免顯得籠統了。丸山真男曾就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觀點，即強調必須重視一種思想提出時所包含著的多種可能性。他說：“所謂注重觀察思想創造過程中的多重價值，就是注目其思想在發端時，或還未充分發展的初期階段所包含的各種要素，注目其要素中還未充分顯示的豐富的可能性。”[2]同樣，我們必須注意西方同一思想傳到中國，其影響所至，在不同人的身上可引起的多重價值和多樣發展的可能性。我們注意到，就反省現代性而言，它至少顯示了三種可能性：其一，在新文化運動初期，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一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借重其強調奮進與生命衝動的意誌論，著力彰顯了新文化運動追求現代性和反傳統的鋒芒；其二，以杜亞泉、梁啟超、梁漱溟為代表，藉反省現代性，卻是主張重新審視中西方文化關係，尤其呼籲必須重視中國文化久被輕忽的自身價值；其三，“五四”前後，同樣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反省現代性又成為了他們最終歸向馬克思主義重要的思想鋪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