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美國學者艾愷的說法，所謂現代性，是指自啟蒙運動以來，以役使自然、追求效益為目標的係統化的理智運用過程。[1]18世紀以降的歐洲，科學獲得巨大進步，工業化浪潮洶湧，理性主義凱歌猛進。也因是之故，人們一味追求現代性，迷信科學與理性萬能，浸成了普遍的社會思潮。但大戰的慘絕人寰，卻又令歐洲出現了“理性危機”。人們將歐戰慘劇的發生，最終歸結為理性對人性的禁錮。“當無情的理性把人的本質和社會係統降低為機械係統並極力使人成為這個機械組合的一個物質成分時，怎樣才能把人的個性從這個機械組合裏拯救出來呢？”[2]許多現代學者大聲疾呼，當關注人的內心世界，重建包括情感、意誌與信仰在內人類的精神家園。19世紀末非理性主義的反省現代性思潮浸浸而起。尼采提出“重新估定一切價值”，被公認是其崛起的宣言書；20世紀初，以柏格森、倭鏗等人為代表的生命哲學，強調直覺、“生命創化”與“精神生活”，風靡一時，更是此一思潮趨向高漲的重要標誌。
歐洲的反省現代性思潮，說到底，就是對資本主義文明的反省。盡管它最終不脫唯心論的窠臼，但自有其合理性。歐戰前後，此一思潮也傳到了中國。1920年梁啟超遊歐歸來及其《歐遊心影錄》的發表和1921年梁漱溟成名作《東西文化其及哲學》的出版，標誌著中國反省現代性思潮趨向高漲。而其時杜威、羅素、杜裏舒、泰戈爾等世界名哲先後來華講學，則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反省現代性思潮為其時的新文化運動和中國社會思潮的演進，打上了深刻的印記。[3]
讓人深感興味的問題是，作為新文化運動主持者之一和自由主義者，其時的胡適是如何看待反省現代性呢？
1919年底，胡適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引用了尼采的名言“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以闡釋自己提出的新思潮的意義隻是一種新態度即“評判的態度”，這一重要的論斷。他寫道：“尼采說現今時代是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時代。‘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八個字便是評判的態度的最好解釋。”[4]這是胡適第一次涉及了主張反省現代性的思想，但僅是借重其個別觀點，以助益新文化運動的批判精神，而非認同其思想。所以，他在另一處評介尼采時，最後這樣說：“他的超人哲學雖然帶著一點‘過屠門而大嚼’的酸味，但他對於傳統的道德宗教，下了很無忌憚的批評。‘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確有很大的破壞功勞。”[5]從總體上看，胡適對反省現代性思潮最集中，同時也是最鮮明的觀點表述，主要有兩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