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對西方現代思潮的變動視而不見，對反省現代性不以為然，集中表現為對於一些重要的文化觀念，固執己見，表現出令人驚訝的“理智化”的偏見。胡適說，西方近代文明就是“信仰科學的方法是萬能的”的“理智化”的文明。[1]所謂“理智化”的偏見，說到底，就是在“理性萬能”論基礎上形成的，凡事須“拿證據來”的定勢思維。以下，是其犖犖大者：
其一，關於“科學萬能”論。
在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諸人奉西方近代文明為圭臬，也多相信“科學萬能”論。陳獨秀說：“科學家說人類也是自然界一物質”，“生時一切苦樂善惡，都為物質界自然法則所支配，這幾句話到（應為“倒”——引者）難以駁他。”[2]耐人尋味的是，他與胡適，不約而同，都批評1923年“科玄之爭”中的論戰雙方，皆偏離了應有的主題，而陷入了關於科學概念的紛爭，結果削弱了戰果。他們所強調的應有的主題，就是：“科學萬能”。陳獨秀說：“我們現在所爭的，正是科學是否萬能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科學是否破產便不成問題了。”而胡適、丁文江諸人恰恰未能抓住這一點，“未能說明科學對於一切人生觀之權威，不能證明科學萬能”，結果讓玄學鬼有了可乘之機。[3]其實，胡適與之所見略同。當他說“假如當日我們用了梁任公先生的《科學萬能之夢》一篇作討論的基礎”，就可以免去許多無謂紛爭，而使論爭的旗幟格外鮮明時，其預設的前提便已是“科學萬能”論了。不僅如此，他在《〈科學與人生觀〉序》中，高調引述吳稚輝文章《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中的觀點，宣揚的也正是典型的“科學萬能”論：
我以為動植物且本無感覺，皆止有其質力交推，有其幅射反應，如是而已。譬之於人，其質構為如是之神經係，即其力生如是之反應。所謂情感、思想、意誌等等，就種種反應而強為之名，美其名曰心理，神其事曰靈魂，質真言之曰感覺，其實統不過質力之相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