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奉西方近代文明為圭臬，猛烈批判固有文化，其根本取向正在於追求現代性。它體現了中國社會由傳統邁向現代化的曆史必然趨向，是無可疑義的。然而，由於時代的落差，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東西方，都麵臨著各自“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時代。歐戰前後西方現代思潮的變動，不能不影響到中國。以陳獨秀為首的新文化運動主持者們對於歐洲反省現代性思潮的出現，態度不盡一致。蔡元培於生命哲學頗為欣賞，戰後曾親臨歐洲拜訪柏格森與倭鏗，並積極主張邀其來華講學。陳獨秀與李大釗都曾借重過尼采、柏格森的學說，以增強自己批判舊文化的鋒芒。他們雖然強調因國情不同，中國的科學與物質文明過於落後，不能認同歐洲反省現代性的根本取向；但他們都對柏格森諸人的人格及其學說，表示敬意。不僅如此，二人後來實際上相繼又不同程度地認同了反省現代性，並借之為重要的思想鋪墊，先後轉向了皈依馬克思主義。[1]所以，在新文化運動主持者中，唯有胡適對反省現代性始終深閉固拒，甚至終老不變。這個耐人尋味的重要現象，長期以來顯然被忽略了。
與此相應，長期以來，人們多將“五四”後胡適與皈依馬克思主義的陳獨秀諸人分道揚鑣、漸漸落伍，歸因於“自由主義之累”；這自然有道理，但似乎又不盡然。歐戰前後，歐人對自身文化的反省所包含的兩大取向：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論與反省現代性，都傳到了中國。二者雖有本質的差異，不可同日而語，但緣於反省西方近代資本主義文明，彼此又是相通的。也惟其如此，李大釗、陳獨秀得以借反省現代性作為必要的思想鋪墊，最終轉向馬克思主義；反之，胡適既不能接受反省現代性，隻許否定中國固有文化，不能容忍批評西方近代文化，其更不可能認同馬克思主義，這在邏輯上也是勢所必然。明白了這一點，便不難理解，“五四”後的胡適雖然仍不失為反傳統的鬥士，但已少了新時代的創意。胡適之“累”，不僅在於自由主義，還在於固執“理智化”的偏見：拒絕反省現代性，即反省近代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緣此弱化了自己的思想張力。所以，1968年殷海光最後對他的批評，可謂入木三分：“以‘終生崇拜美國文明’的人，怎能負起中國文藝複興的領導責任？”[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