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界對於新文化運動的起止時間並無明確的界定，但於其上限多認同始於1915年9月《青年雜誌》創立，而於其下限則多見智見仁。[1]本文認為，1923年的“科學與玄學”之爭是新文化運動餘波猶存的重要表征，可視為下限之候。故考察梁啟超與新文化運動也當以是年為限，盡管這不是絕對的。
梁啟超1919年遊歐，自然將其與新文化運動的關係分成了前後兩期。前期梁啟超兩度入閣，熱衷政治，於新文化運動不遑多顧。但盡管如此，其與後者取向一致，還是顯而易見的：其一，1915年7月梁啟超發表《複古思潮評議》一文，支持“新學”“新政”，指斥複古思潮甚囂塵上，守舊者“開口孔子，閉口孔教，實則相率而為敗壞風氣之源泉”，而“一年以來，則其極端反動力之表現時代也”。[2]是文鋒芒所向與《青年雜誌》的緣起，若合符節。其二，梁啟超不僅反對帝製，享有“再造共和”的美譽，更可貴的是從中引出了教訓。1916年初，他為從軍，經越南潛往廣西，於播越顛沛之中，扶病草成《國民淺訓》，疾呼國民力戒虛驕，去“不健全之愛國論”；要堅信西方的自由平等“在德性中確能各名一義，在政治上尤足以為民幹城”，當“毅然舍己從人，以求進益”。[3]同年，梁啟超總結“五年來之教訓”三條，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第一之教訓，能使吾儕知世界潮流之不可拂逆，凡一切頑迷複古之思想，根本上容存在於今日。”[4]很顯然，他強調的仍然是學習西方。
需要指出的是，此期梁啟超於新文化運動雖不遑多顧，但對後者還是十分關注，並表示了響應與支持。1918年底，徐振飛有致梁書引薦胡適，其中說：“胡適先生現任北京大學掌教，主撰《新青年》雜誌，其文章學問久為鈞座所知。”[5]“久為所知”一句，有力地說明了梁啟超對這位新文化運動的主帥人物及其運動本身，是十分關注的。而他在百忙中很快答應見麵，則又反映了自己對後者的認可與讚許。至於在胡適發表文字改革的議論後，梁啟超也發表談話，指出言語分離是科學進步的障礙，主張統一語言，以一種地方言語為國語。[6]這無疑更是一種積極的響應了。此外，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周作人、錢玄同等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多在梁啟超為首的原進步黨的刊物，諸如《時事新報》、《晨報》、《解放與改造》等發表文章。當前者受反動勢力壓迫時，後者且為之聲援。《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晨報副刊》與《民國日報》的副刊《覺悟》、《京報副刊》，被並稱為新文化運動中的四大副刊。“從1918年的春天起，進步黨很多的報紙已經開始支持這新思想運動了。”[7]這些與梁啟超的思想取向不可能沒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