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現代性的思潮既是現代社會的現象，便決定了它必然認同現代社會基本的原則；同時，它既反對現代性的普遍法則，推崇自由意誌，同樣也決定了它與傳統及認同文化個性之間，存在著內在邏輯的統一性。所以艾愷在談到“反現代化”思潮的緣起時指出，“不管這類作家的思想中相對性的觀念有多深，就他們關於人類價值或對社會事實的解釋而言，他們和啟蒙思潮始終維持著一個共同的基底，認為全體人類在任何時代其終極目標——在實際上——是一致的”；同時，“從這個傾向出發遂產生了認為各個文化是個體性且獨特的這個看法”。[1]明白了這一點，便不難理解，從總體上看，梁啟超，這位“本身也是非常‘現代’的人物”，[2]歐遊歸國後積極投入新文化運動，其與原有新文化運動主持者間的關係是：求同存異。
所謂求同，就是認同新文化運動所彰顯的以下幾大原則：
其一，關注新青年，支持青年運動。
陳獨秀等發起新文化運動，究其起點，就在寄希望於新青年。故其刊物取名《青年雜誌》（後更改名《新青年》），發刊辭則為《敬告青年》。李大釗的名文《青春》更是熱情洋溢地歌頌青年與青春，期望青年人能以青春之我創造青春之中國。《新青年》的讀者，主要也是青年人。五四運動是青年運動，正是經此之後，“新文化運動”一詞才風行海內，[3]掀起了愛國反帝的洪波巨浪。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對青年和五四運動的態度，實成為了判分新舊的分水嶺。當時正苦苦探索革命前途的孫中山很快即指出：這既是青年學生的愛國運動，也是一場新文化運動，它促進了中國思想界的空前變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4]現在人們開始重新重視這樣的事實：是梁啟超最早將巴黎和會擬議定將原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全部讓與日本的消息傳回國內，並建議發動不簽字運動以為抵製。林長民接電報後，急成《山東亡矣》的新聞稿，於5月2日在《晨報》發表。是文立即激起了北京各大學學生的示威活動，五四運動緣是爆發。應當說，肯定梁啟超參與推動了五四運動的發生，此一判斷是合乎實際的。梁對五四青年運動深為感動，歸國後撰文說：“‘五四運動’是民國史上值得特筆大書的一件事，因為它那熱烈性和普遍性，的確是國民運動的標本……因為這種運動引起多數青年的自覺心，因此全思想界呈活氣。”“將來新社會的建設，靠的是這些人。……所以我對於現在青年界的現象，覺得是純然可以樂觀的。”[5]共赴國難的特殊經曆，使得梁啟超在情感上與青年進一步貼近，同時也就是與新文化運動進一步貼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