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於“五四”後雖獲得了迅速發展，但其思想取向愈趨駁雜。“正如久壅的水閘，一旦開放，旁流雜出，雖是噴沫鳴濺，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1]社會主義的討論雖引起了無限興趣，但猶如霧中觀花，其“改造的方案，則於一般人的意想中尚欠明了”。[2]與此同時，新文化運動也日趨分裂，“五四”後不久在李大釗與胡適間發生的“問題與主義”之爭，是其重要的表征。所以，梁啟超歸國時看到的新文化運動，既是蓬勃發舒，又缺乏核心的規範。
梁啟超雖非好的政治家，但作為老牌的政治家和研究究係首領，長期政治實踐畢竟養成了他注重隊伍組織與努力掌控局麵的傳統、思維方式，或叫領袖欲。所以，盡管歸國後決心皈依文化運動，但其具體的運作方式仍帶上了濃重的政治意味。陶菊隱說：“梁啟超由歐洲回國後，有將研究係改組為黨的願望，丁文江、張君勱兩人極為讚成，想以胡適之為橋梁，打通北大路線，表麵上不擁戴一個黨魁，暗中則以梁與蔡元培為其領導人；並打算以文化運動為政治運動的前驅。由於張東蓀反對黨教合一，此議遂被擱置……他抱此雄心大誌，是因風靡一時的新文化運動，尚缺少一個中心機構，他想賈起清末民初的餘勇，再來大顯身手。後來壯誌未酬，也就是二少爺失戀的必然結果。”[3]梁啟超似乎也並不隱晦自己的雄心大誌，歸國當年，他在談到文化運動與政治運動的互動關係時說，自己不承認是“研究係陰謀家”，但“我覺‘我’應該做的事，是恢複我二十幾歲時候的勇氣，做個學者生涯的政論家”。[4]從梁啟超與好友多次磋商看，其布局的構想大致是：（1）凝聚核心力量。梁啟超說，“今日之事，須練有勁旅乃能作戰。吾輩須以奮鬥中堅隊自認”。[5]這在舒新城則稱之為“燈心”較“油”更重要，“而造燈心又以自己人作燈心為不二法門”。[6]在梁的眼裏，蔣百裏、張君勱、張東蓀、舒新城等人，就是構成“燈心”的核心力量。（2）占幾所大學為據點。梁啟超既轉向教育，並認定以“培養新人才、宣傳新文化、開拓新政治”為宗旨，自然在強調了《時事新報》等刊物重要性的同時，就格外重視大學的作用。除了已接辦的中國公學之外，他積極創造條件，希望自己與蔣百裏諸人能夠在清華大學、南開大學、東南大學等高校謀得教職，舉辦講座，逐漸經營，占為據點。所以梁與蔣百裏等書說：“要之清華、南開兩處必須收作吾輩之關中河內，吾一年來費力於此，似尚不虛，深可喜也。”[7]舒新城致梁書講得更透徹：若能張東蓀等掌中國公學，張君勱、徐誌摩在南開講演，公及蔣百裏往南京尤其是東南大學講座，“如此鼎足而三，舉足可以左右中國文化，五年後吾黨將遍中國，豈再如今日之長此無人也”。[8]（3）“協同動作”。梁啟超認為，凡涉國民運動，都不能僅有指導者而無眾人互助協作。因之，與各方“協同動作”是重要的策略。[9]實際上，他建立共學社、共講社以及希圖打通北大路線，都可以看作是“協同動作”策略的運用。這與《新青年》同仁強調“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結合”，“思想不投契了，盡可以宣告退席”，[10]此種隻看重思想共鳴，而不讚成思想與行動統一的純學者模式，顯然不可同日而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