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西方來說，歐戰前後都是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重要時代。在西方，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與反省現代性思潮的崛起，可以看成是西人從不同取向反省社會文化危機所導致的結果。在中國的情況更形複雜。“當中國人希圖拋棄自己傳統而采用西方文化之時，又發現西方人懷疑乃至反對自己的文化。中國人處於二重文化危機之中……”[1]故國人的“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便有了兩個向度：既要反省傳統文化，也須反省西方文化。李大釗諸人轉向馬克思主義與梁啟超等人轉向反省現代性，既反映了戰後西方社會文化思潮變動對中國的深刻影響，同時也說明了新文化運動在“五四”後發展到新階段，它已具有愈加宏富的內涵。
梁啟超看到了西方現代性的弊端，但並未忽視中西方的時代落差，即中國首先需要建立現代的社會。他試圖將二者結合起來，即在推進中國現代化的同時，避免西方業已出現的弊端。所以，遊歐歸國後他一麵積極投入了新文化運動，成為了一員驍將；同時，複堅持求同存異，從而有助於進一步展拓了時人的思維空間。梁啟超不僅強調對西方的思想也要“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以求國人對迷信西方的解放，而且明確提出了“科學萬能”論不足訓，將西方反省現代性的視角有力地引入了中國。隨後發生的“科學與玄學”之爭的激烈論戰，“焦點可以歸結為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衝突，決定論與自由意誌的是非，以及實證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分歧”。[2]長期以來，人們多將之誤解成是一場“科學與反科學”之爭，實則，它為西方於19世紀末突顯的“兩種文化”[3]對立在中國的延伸。科學史專家劉鈍說：“‘科玄論戰’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第一次高水平的理論交鋒，對於鞏固新文化運動的勝利果實和塑造更具前瞻性的文化形態具有重大意義，可惜由於意識形態的介入和政治局麵的動**，後一目標未能實現。”[4]所謂“塑造更具前瞻性的文化形態”，顯然應包括拒絕“科學萬能”論即科學主義在內的自覺。此一目標雖未實現，但梁啟超所力申的反對“科學萬能”論觀點，至少已被當時包括中國科學社社長任鴻雋在內的一些人所認同。[5]如果我們正視“科學與玄學”之爭在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那麽梁啟超助益深化新文化運動的曆史作用，同樣是不應當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