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在梁啟超逝世後曾這樣評價說：“總論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學術，不在事功，獨在他迎接新世運，開出新潮流，撼動全國人心，達成曆史上中國社會應有之一段轉變。”“任公的特異處，在感應敏速，而能發皇於外，傳達給人。他對各種不同的思想學術極能吸收，最善發揮。”[1]這是十分傳神的概括。梁啟超不僅於歐戰前就預見到了此次戰爭將是人類曆史的轉捩點，對世界與中國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而且於大戰甫告結束，即毅然赴歐考察，並發表《歐遊心影錄》，揭出“中國人之自覺”這一時代的大課題，將自己的感想“發皇於外”，於晚年再次顯示了他“迎接新世運，開出新潮流”的獨特魅力。
20世紀初的中西方都麵臨著一個反省的時代。正當國人熱衷於“以西學反對中學”的時候，卻發見西方文化也正麵臨著自己的危機。“歐洲文化既然陷於危機，則中國今後新文化之方針應該如何呢？默守舊文論呢？還是將歐洲文化之經過之老文章抄一遍再說呢？”[2]從總體上看，時人的回應主要有兩個取向：一是以李大釗為代表，主張馬克思主義。如毛澤東所說：近人中國人學習西方不僅沒有效，且先生老是侵略學生，時間長了，懷疑便產生了。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由是中國人轉而“以俄為師”，思想上也由“被動”轉為“主動”，從此中國革命的麵貌便煥然一新。二是以梁啟超為代表，主張新文化的發展“當由我自決”。他剛歸國便在中國公學發表演講指出，中國近代學習西方所以“不能成功”，是因為所效法的西方文化長期以來便是處在一種“病的狀態中”。自謂遊歐最大收獲“即將悲觀之觀念完全掃清是已。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換言之，即將暮氣一掃而空”，思想上也由“消極變為積極”。[3]二者有著重要的共同點：都表現為對西方求解放的一種自覺，都表現了一種豁然開朗、積極、樂觀、自信的心境與愉悅。同時，又都將近代國人“向西方追求真理”的事業，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境界：它們顯然分別師承了西方現代思潮變動的兩個維度：馬克思主義的製度性批判與自由主義的現代性反省。這是耐人尋味的。它說明，“五四”前後國人的思想解放與民族自覺，其內涵實較傳統的認識要遠為宏富。盡管二者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不能等量齊觀，但是梁啟超強調思想解放必須求“徹底”性，即主張將理性批判的原則同樣運用於對西方文化的借鑒，這不僅有力地深化了“五四”新文化，而且事實上也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提供了助力。這是應當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