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國後的梁啟超是新文化運動的驍將，對此筆者已有專文論列；[1]這裏要強調的是，因為有了反省現代性的自覺，梁啟超的新文化主張突出地表現了自己的個性。
歸國初，蔣百裏為《改造》雜誌第一期組稿事致信梁啟超，主張“擬用新文化運動問題”。他說：“新文化問題雖空泛，然震以為確有幾種好處。現在批評精神根於自覺，吾輩對於文化運動本身可批評，是一種自覺的反省，正是標明吾輩旗幟，是向深刻一方麵走的（文字上用誘導語氣亦不致招人議論）。後者複書說：“第一期中堅題原議為‘新文化之我見’，細思略嫌空泛，且主張各不同，易招誤會，似宜改擇一近於具體之題……”[2]這裏有兩點值得注意：《改造》半月刊前身是《改造與解放》，1919年9月梁啟超與張東蓀、張君勱等創辦於上海。創刊號問世時，梁等正遊歐洲。1920年3月梁啟超歸國，“以名稱貴省便故”，更名《改造》。作為更名後第一期重頭文章，宣示其基本方針，自然關係重大。原議題目《新文化之我見》本身既說明梁啟超諸人主張新文化，同時也說明他們對於如何發展新文化，與陳獨秀、胡適諸人“主張各有不同”，所以蔣百裏才說“吾輩對於文化運動本身可批評”。此其一；後來原議文章因擔心引起誤解果然沒有發表，說明梁啟超有顧全大局的意識。盡管我們無法知道原議的文章具體要寫什麽內容，但是，從蔣百裏強調吾人的批評是“一種自覺的反省，正標明吾輩旗幟，是向深刻一方麵走的”來看，其本意是求同存異，彰顯歐遊後愈益自覺的反省現代性的取向，應是很明顯的。
盡管梁啟超始終沒有發表“新文化之我見”一類的文章，但與其時新文化運動的主流派相較，他堅持反省現代性的視角，持論不同凡響，仍然是十分引人注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