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論者多肯定梁啟超歐遊歸來並未改變其學習西方與主張新文化的初衷，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它與梁啟超自謂“吾之靈府必將起一絕大之革命”以及“自覺”雲雲相較，畢竟又仍顯隔膜。實際上，梁啟超所謂的思想“革命”與“自覺”，歸根結蒂，乃是指他體察了歐洲社會文化思潮的變動，並最終服膺反省現代性的思潮。
歐戰作為人類第一次世界大戰，慘絕人寰，創深痛钜。美國學者馬文·佩裏主編的《西方文明史》說：“大戰給許多人留下的是綿綿不斷的痛苦——西方文明已失去了它的活力，陷入了一個崩潰瓦解的低穀。”“無疑，任何能允許如此毫無意義的大屠殺持續四年之久的文明已經表明它走向衰敗。”[1]歐洲許多人因之對西方文明失去了信心，“西方沒落”，“上帝死了”，悲觀的論調漸起，彌漫歐洲大陸。與此同時，出現了“理性的危機”。人們發現，“歐洲釋放出來的科學和技術的威力似乎是他們不能控製的，而他們對歐洲文明所創造的穩定與安全的信仰，也隻不過是幻想而已。對於理性將要驅走殘存的黑暗，消除愚昧與不公正並引導社會持續前進的希望也都落了空。歐洲的知識分子覺得他們是生活在一個‘破碎的世界’中”。所謂“破碎的世界”，就是韋伯所謂的“理性具有的可怕的兩麵性”：它一方麵帶來了科學和經濟生活中的輝煌成就，但與此同時，又無情地鏟除了數世紀以來的傳統，將深入人心的宗教信仰斥為迷信，視人類情感為無益，“因而使生命喪失精神追求”，“世界失去魅力”，“使生命毫無意義”。人們在藉理性征服自然的同時，其主體性也發生了異化，成為了理性的奴隸。因之，人感到了孤獨，又出現了“人的危機”。也緣是之故，自19世紀末以來便陷入衰微的理性主義，進一步衰墮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