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主義是由於千百年來各自的祖國彼此隔離而形成的一種極其深厚的感情。”[1]但是，也須指出，各國人民對於自己祖國的此種深厚的感情，在一個很長的曆史時期裏，是不自覺的。愛國或愛國主義，成為一種自覺的思想主張與社會倫理，是與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相適應的。
在歐洲，民族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中世紀早期，但民族意識卻是很久以後才出現的。“整個中世紀時代，一個人首先是個基督徒，其次是他家鄉地區的人，再次（假如必要的話），才是一個法國人或德國人。教會是無所不包的，所以在很長的時間裏，從理論上講，教會就是國家。”[2]文藝複興和宗教改革使人發現了自己的價值，實現了對神的解放，從而也使人們的忠誠由神聖的天國，轉移到了世俗的人間，即以國王為中心的封建王朝。同時，開始認識生存其中的民族共同體，民族情感愈益增長。但是，隻有到了以“全民族”代表自居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爆發，令王冠落地，才真正標誌著歐洲開始進入了近代民族建國的新時代。所以G.P.古奇說：“民族主義是法國大革命的產兒。”[3]與此相應，公民取代臣民，國家利益取代王朝利益，人們的忠誠最終由封建王朝轉向民族的國家，即浸成了現代意義的愛國主義。與歐洲現代意義的愛國主義，徑由反抗封建統治的資產階級革命漸次生成不同；作為後發性的現代國家，中國現代意義的愛國主義於甲午戰爭之後勃然興起，卻是因三大曆史機緣風雲際會的結果：戰後民族危亡的刺激、戊戌維新運動即反抗封建統治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興起、西方社會進化論的傳播。體現三者的有機結合，最初揭櫫現代意義的愛國主義旗幟的先進人物，正是梁啟超。
“梁氏是一位感覺最靈敏的人。”[4]梁啟超在戊戌時期雖然僅是康有為的助手，但他對於西學的感悟能力，實可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維新派倡言變法圖強，固然是將變革封建政治與民族救亡相統一；而“保國、保教、保種”的口號，則表明民族主義乃是他們以全民族代表自居發出的最強音。維新派高揚民族主義，其最重要的理念之一，無疑是“合群”說。1895年康有為在《上海強學會後序》中說：“荀子言物不能群，惟人能群，像馬牛駝不能群，故人得製焉”。“故一人獨學，不如群人共學；群人共學，不如合什百億兆人共學。學則強，群則強，累萬億兆皆智人，則強莫與京。”[5]梁啟超也曾指出：“啟超問治天下之道於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為體，以變為用。斯二義立，雖治千萬年之天下可已。’”[6]在這裏，“合群”的理念已內含近代愛國的意蘊。人所共知，包括“合群”的理念在內，維新派民族主義的思想源頭和理論依據，蓋出於嚴複翻譯的《天演論》。《天演論》“於自強保種之，反複三致意焉”，且明確強調“善保群者，常利於存；不善保群者，常鄰於滅，此真無可如何之勢也”。[7]梁啟超在給嚴複的信中說，康有為於《天演論》極為推崇：“南海先生讀大著後，亦謂眼中未見此等人。如穗卿，言傾佩至不可言喻。惟於擇種留良之論，不全以尊說為然，其術亦微異也。”[8]需要指出的是，康有為的“合群”說並未全然照搬《天演論》，於其主張“擇種留良”，尤其不以為然，著意突出了“合群”即加強群體固結本來的意義。這是康有為的特出之處。但是，康有為於“合群”說，畢竟並未作係統的闡釋；相反，追隨乃師的梁啟超，1896年在完成了有名的《變法通議》之後，卻“又思發明群義”，在整合嚴複譯《天演論》、康有為主張與譚嗣同“仁學”思想的基礎上，計劃“作說群十篇，一百二十章”，[9]雖然最終僅完成了《說群·序》，卻有力地將“合群”理念所包含的現代愛國主義的意蘊，進一步豐富和突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