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啟超看來，愛國固然因人而異，可以有許多具體的內涵和多樣化的途徑；但是，在國勢陵夷，危若累卵的當今中國，愛國首先必須考慮如何救國。“嗚呼！中國之弱，至今日而極矣。居今日而懵然不知中國之弱者，可謂無腦筋之人也；居今日而恝然不思救中國之弱者，可謂無血性之人也。”真正的愛國者，應當認真思考救國良策並將之付諸實踐：“我同胞有愛國者乎？按脈論而投良藥焉。”[1]
“愛國心之薄弱，實為積弱之最大根源。”[2]但所以然者，原因並不僅僅在於傳統的天下觀使國人隻知天下，不知有國；更重要還在於專製君權對於國人的壓製，造成了人心的冷漠與散亂。梁啟超認為，未有子弟不愛家，不視家事為己事，但惟奴隸未見真愛其家，因為他認為那是主人的事。國事亦然。所以，欲觀其國民有無愛國心，必當問其民是否自居子弟或奴隸的地位。專製君主視民為奴隸，民於國家既不敢愛，也不能愛，惟有漠然視之而已。這就是何以民主的西方各國“有一民即有一愛國之人”，而中國則恰恰相反，“有國者隻一家之人，其餘則皆奴隸也。是故國中雖有四萬萬人，而實不過此數人也。夫以數人之國與億萬人之國相遇，則安所往而不敗也。”所以，問題的邏輯結論是不言自明的，欲喚起國人的愛國心以救國家，端在反對專製君權而興民權：“故言愛國者必自興民權始。”梁啟超寫道：有人或者要問，奈何朝廷壓製民權？答之曰：“不然，政府壓製民權，政府之罪也。民不求自伸其權，亦民之罪也”。西人視自由權利為生命，不惜流血奮鬥。“故未有民不求自伸其權，而能成就民權之政者”。中國人不知民權為何物，實為奴性的表現，如此與西人競，自然無不敗。但以民權號召天下，光緒皇上將何如？梁啟超回答仍然是明快的：民權與民主有異，英國民權發達，皇位仍存。但欲存皇位，也仍需以興民權為前提：“則保國尊皇之政策，豈有急於興民權者哉！”[3]如前所述，梁啟超曾強調外國的侵略，激起了國人的愛國心；在這裏，他複強調專製君權之“壓抑之**之，民不堪命，於是愛國之義士出”，[4]其愛國主義思想所具有的反帝反封建的鮮明特質，是十分鮮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