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內憂外患，命途多舛。這一方麵固然更加激起了無數誌士仁人的愛國熱誠；但是，另一方麵又令意誌薄弱者常生悲觀之思。惟其如此，在近代史上，強國夢與亡國論，複又交織並起。梁啟超難能可貴，即在於雖經曆了千辛萬苦，對中華民族的必定複興，終其一生，矢誌不渝。
梁啟超認為，國家與個人然，“生於希望”。人生有兩世界：就空間言，有實跡界，有理想界；就時間言，有現在界、未來界。前者屬於行為，後者屬於希望。“現在所行之實跡，即為前此所懷理想之發表，而現在所懷之理想，又為將來所行實跡之卷符。然則實跡者理想之子孫，未來者現在之父母也。”故人類勝於禽獸，文明人勝於野蠻，就在於“有希望故，有理想故，有未來故”。[1]抱希望愈大，其進取冒險之心愈雄健。越王勾踐與摩西的故事已說明了這一點。他說：“諸君啊，要知道希望是人類第二個生命，悲觀是人類活受的死刑。一個人是如此，一個民族也是如此。”[2]所以，愛國者必當是對國家的複興抱無限的希望者。“中國無可亡之理，而有必強之道”。[3]他的《論中國之將強》、《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大中華發刊辭》諸文，無非對此無限之希望，三致意焉。但梁啟超沒有停留於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智慧並不亞於西人等等的鋪陳，其獨到之處，是揭出了“國性”說，以為立論的基礎。他指出，國有與立，中國曆時數千年，生生不已，本身已說明它久已浸成了獨有的“國性”。所謂國性，雖耳不可得而聞，目不可得而見，但其具象於語言、文字、思想、宗教、習俗中，仍依稀可辨。它溝通國人的德慧術智，綱維國人的情感愛欲，成為凝聚民族最強大的精神力量。一個國家遭瓜分之禍，多緣內部分裂，而分裂的原因無非有三：“國內種族相爭”、“國內小國相爭”、“國內宗教相爭”。[4]而中國曆史上統一的時間長，紛爭的時間短，其人種地勢與宗教皆形成了大一統的傳統，外人實無隙可乘。“嗚呼！吾國民乎，以吾儕祖宗所留貽根器之深厚，吾儕所憑藉基業之雄偉，吾儕誠不自亡，誰得而亡我者！”國性成之固難，毀之亦不易。故“吾就主觀方麵，吾敢斷言吾國之永遠不亡；吾就客觀方麵，吾敢斷言吾國之現在不亡”。[5]梁啟超所謂的“國性”，實際上就是指“民族精神”，他的論述未必精當，但卻具有很強的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