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梁啟超自1899年發出“中國魂安在乎”的呼喊以來，其一生的奮鬥即在於倡言弘揚與培育中華民族精神以複興中華。1920年初，他遊歐歸來發表著名的《歐遊心影錄》，其中就特別強調說：國家之存在就是“要把這國家以內一群人的文化力聚攏起來，繼續起來，增長起來……”[1]這裏的“文化力”，最根本的自然是“中國魂”，即中華民族精神。梁啟超對此的思考，以下幾方麵最值得關注。
其一，強調民族自省與自信的統一。
梁啟超早年撰有《說悔》一文，指出：“大學曰：作新民。能去其舊染之汙者，謂之自新；能去社會舊染之汙者，謂之新民。若是者，非悔未由。悔也者，進步之原動力也。”他認為，“悔”之發生力有二：自內與自外。前者非大智慧不可，後者受感動而起。但無論如何，凡言“悔”，必曰“悔悟”、“悔改”。“蓋不悟則其悔不生，不改則其悔不成”。所謂“悔”，就是自省。一個人能“悔”，則一身進步；國民能“悔”，則一國進步。一個民族的自省與自信是統一的：“悔改之與自信，反對之兩極端也。……孟子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他強調：真能悔者，必定是真能不退縮者。“何也，悔也者，進步之謂也，非退步之謂也”。[2]基於此種識見，梁啟超不僅看到了國性若人性，有優長自有其短，而且強調弘揚民族精神應當是一個揚棄的過程，需揚長去短，與時俱進。他說：“今欲語中國前途之希望，亦惟使國民自知其所長所短，且使知所以善用其所長矯變其所短而已。”[3]由於近代社會開通風氣維艱，為救衰起弊，梁啟超於晚清著力點顯然偏於民族自省，上述《中國魂》一書就反映了這一點。但是，隨著民初“醉心歐化”的民族虛無主義日漸抬頭，其著力點明顯複轉而趨重強調自信力。例如，他說，以往有國人常尊中抑西，是不對的；但現在不少人卻尊西抑中，不承認中國有自己的優長，這是“矯枉過正”：“中國人既不是野蠻民族”，不可能沒有自己的長處，“我們雖然不可妄自尊大，又何必自己糟蹋自己到一錢不值呢？”[4]他堅決反對“全盤西化”論，以為且不說它不可能，即便可能，將中國完全變成東方的美國，也是個悲劇，“因為若果然如此，那真是羅素所說的，把這有特質的民族，變成醜化了”。[5]所以，他連續撰文倡言弘揚國性，並斷言：“而以吾所見之中國，則實有堅強善美之國性，顛撲不破，而今日正有待於發揚淬厲者也。”[6]不僅如此，遊歐歸來，他反省歐戰，愈益堅信中國文化有自己的優長，自覺在思想上由被動轉為了主動。他在《歐遊心影錄》中強調“中國人之自覺”，這樣寫道：“……我覺得我們因此反省自己從前的缺點，振奮自己往後的精神，循著這條大路，把國家挽救建設起來，決非難事。”[7]足見梁啟超對自己的民族充滿了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