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持續高漲是一引人注目的曆史現象。“民族”、“民族主義”、“愛國”、“民族精神”、“中華民族”等概念，顯然構成了其中最基本的話語係統。耐人尋味的是，這些概念分別都是由梁啟超先後第一個提出來的。[1]這說明了梁啟超對於民族主義問題的充分自覺和思考的係統性。考察在梁啟超民族主義的理路中，“民族主義”、“愛國”、“民族精神”三個重要概念的內在邏輯關係，對於進一步理解他的中華民族精神論，是十分必要的。
梁啟超說：“民族主義者何？各地同種族、同語言、同宗教、同習俗之人，相視如同胞，務獨立自治，組織完備之政府，以謀公益而禦他族是也。”民族主義不僅以建立現代的國家為中心，說到底，是一種固結同族，“以謀公益而禦他族”的思想主張和價值取向。梁啟超強調，民族主義是一個民族走向成熟必經的曆史過程，但它又非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植根於一個民族的民族精神。他說，國有與立，“皆有一種獨立之精神”即民族精神，“斯實民族主義之根柢源泉也”。[2]民族主義與民族精神一脈相承，但民族主義的高漲定然反轉來促進民族精神的高揚。因為民族主義不僅是催生民族國家的原動力，而且，“此主義既行，於是各民族鹹汲汲然務養其特性，發揮而光大之。自風俗、習慣、法律、文學、美術，皆自尊其本族所固有，而與他族相競爭”。[3]他還借重伯倫知理的話說：“民族之立國，……必須盡吸納其本族中所固有之精神勢力而統一之於國家。”[4]梁啟超晚年回想往事，仍這樣說：近世中國衰敗，“恰好碰著歐洲也是民族主義最昌的進代了，他們的學說給我們極大的激刺，所以多年來，磅礴鬱積的民族精神，盡情發露，……”這即是說，建立現代的民族國家必然要重視弘揚本民族的民族精神。所以，依此，梁啟超時常將這兩個概念混同使用。例如，1902年，他致書乃師康有為主張排滿，說：“今日民族主義最發達之時代，非有此精神，決不能立國，弟子誓焦舌禿筆以倡之，決不能棄之去者也。而所以喚起民族精神者，勢不得不攻滿洲。”[5]不難看出，這裏是將“民族精神”與“民族主義”兩概念，等量齊觀。又如，1921年，梁啟超撰《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高度評價辛亥革命的意義在於促進了現代中國人的自覺。其中“第一，覺得凡不是中國人都沒有權來管中國的事”。他說，這“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覺。”[6]但第二年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卻又稱這“是民族建國的精神”，[7]也說明了這一點。同時，如前所述，梁啟超強調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愛國，但他又說民族主義是為了“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8]而“外國侵淩，壓迫已甚，喚起人民的愛國心”，[9]足見在他的心目中，愛國同樣也是民族主義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