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可以引出以下幾點認識：
其一，蔡元培不僅是北大校長，而且有著晚清翰林、老同盟會員、民國首任教育總長等輝煌的經曆，更緣人格魅力，享有崇高的聲望。同時，他與陳獨秀、胡適等新文化運動主持者間的關係，實在師友之間。因之，惟有他德高望重，既能承擔起新文化運動庇護人的責任，也能實事求是，揭出著名的“洪水”論，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疏導”者。胡適諸人尊之為“偉大的領袖”，不是偶然的。
其二，蔡元培與陳獨秀珠聯璧合，既奠定了新文化運動以北京大學為依托、以《新青年》雜誌為主要輿論陣地的發展格局，同時，也使自己獨具個性的新文化抱負得以從容施展。從戊戌維新失敗後，他便認定發展現代教育，培養革新人才，是振興國家的根本出路。因之，他將推進新文化運動與自己的教育救國論相銜接，始終堅持“教育家最重要的責任，就在創造文化”、[1]“新文化之基礎”在教育和“大學為最高文化中心”的信念，以大魄力、大手筆，致力於北京大學的改革。檢閱此期蔡元培發表的文章與講演，不難看出，他始終不曾離開教育問題，抽象地和孤立地談新文化，談科學與民主的精神。這不單是因校長的身份，更在於信念使然。論者多強調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這固然是對的；但卻忽略了至少同樣重要的另一麵：蔡元培按照自己關於“文化是要實現的，不是空口提倡的”思想邏輯，將科學與民主的精神具體而微地體現在了北大成功的改革過程中，使之成為新文化最重要的示範區，或如馮友蘭所說，成為引導全國人民的新文化運動的“燈塔”，對於新文化運動發展所具有的重大意義。北大在五四運動及其後中國近代思想解放運動中都發揮了先鋒與模範的作用，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而緣此，便不難理解，何以蔡元培力排眾議，堅持新文化運動進一步的發展趨向，當在教育。要言之，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立足北大，發展教育，是蔡元培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著力點，同時，與陳獨秀諸人相較，也體現了他獨具個性的思想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