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現代性，是指自啟蒙運動以來，以役使自然、追求效益為目標的係統化的理智運用過程。歐洲近代理性主義的本質，正在於追求現代性。歐戰的慘絕人寰，創深痛巨，令歐人對自身文化喪失信心，因之，戰後的歐洲出現了所謂的“理性危機”。人們反省理性主義的流弊，以為，歸根結底，端在“機械的人生觀”：崇拜理性，征服自然，漠視人類的情感，將人也視為物質，成了理性的奴隸。韋伯說，“理性具有的可怕的兩麵性”：它一方麵帶來了科學與經濟生活中的巨大成就，但同時卻無情地鏟除了數世紀以來的傳統，將深入人心的宗教信仰斥為迷信，視人類情感為無益，“因而使生命喪失精神追求”，“世界失去魅力”，“使生命毫無意義”。[1]所以，人們反省現代性，說到底，就是反省此種機械的人生觀，並將目光轉向人的精神世界，強調人的意誌、情感與信仰。柏格森、倭鏗的學說，所以稱“生命哲學”、“人生哲學”，並極力提倡“精神生活”，目的都在於此。柏格森為倭鏗的《生活意義及價值》作序，說：“生活之意義安在乎？生活之價值安在乎？欲答此問題，則有應先決之事，即實在之上是否更有一理想？如曰有理想也，然後以人類現在行為與此尺度相比較，而現實狀況與夫應該達到之境之距離，可得而見”。如曰無，自然安於現狀。“機械論”既認世界萬物無非受“藝力之支配”，人生必然陷入了命定論，哪裏還談得上理想、意義與價值！[2]
蔡元培1913年留學德國，很快就注意到了歐洲現代思潮的變動。1914年他在《〈學風〉雜誌發刊詞》中第一次明確提到了柏格森哲學盛行的事實：“布格遜之玄學，群焉推之。”[3]次年撰成《哲學大綱》，對歐洲現代思潮的變動更有係統的考察。他寫道：“惟物論者，以世界全體為原本於一種原子之性質，及作用，及閱曆，而此原子者，即無生活無性靈之質料，而位置於空間及時間之範圍者也。……彼不但以無機物為構自此種原子，即在有機物亦然。而對於有機物的心靈，則或以為一種精細之原質，如呼吸然；或以為一種最滑最輕之原質；或以為物質之性情；或以為物質之作用；或以為物質之效果。其最簡單而明了者，為近世惟物論家嘉裏拉之意，曰：‘腎能泌溺，肝能泄汁，腦之能為思想者，亦若是則已矣。”這裏所謂的“惟物論”，實際指的便是“機械論”、“智力論”或叫“科學萬能”論。他對“意誌論”即生命哲學的核心思想的介紹，也是準確的：“意誌論之所詔示，吾人生活，實以道德為中堅；而道德之竟，乃為宗教思想。”他不僅看到了兩種思潮的消長，而且相信“意誌論優於智力論”。[4]蔡元培對歐洲現代思潮持開放的態度，歸國後他繼續關注柏格森、倭鏗的哲學，故對於歐洲反省現代性的基本觀點是十分熟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