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雜誌》追根溯源，十分清醒地將日本的對華侵略政策，最終歸結於其國內軍國主義的政治體製。這就為自己的日本觀得以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保持高度的理性精神，在認識論上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耐人尋味的是，正是在日本田中內閣上台前後，《東方雜誌》開始強調必須高度重視研究現代的日本政治。1927年4月本刊發表周鯁生的文章《現代日本的政治》，指出：近年來國人對於外國政治的研究表現出了不少的興趣，但多集注於歐美，卻忽略了近鄰日本，以至於其關注程度甚至還不及戊戌維新時期。這從一方麵看，固然是一種進步，因為它畢竟反映了我們已越過了“間接輸入的時期”，可以徑直研究西洋近代的政治思想與製度；但從另一方麵看，卻不免退步，“因為我們把一個實在和我國最有關係的近鄰的政治事情，應當特別注意的，反而看過了”。文章特別強調，不能因為日本是“敵國”，便掉以輕心：“一個外國，不能因為她是我們的敵國，而可以不去研究她的事情。反之，研究這國的政治，便是了解她的國情和政策最重要的一步。我們感覺得日本侵略中國，壓迫中國很久，我們是不是應當去考究日本這種侵略政策的原動力，探求她那主持這些政策的中心權力呢？有的人也許因為根本的輕視日本而不屑注意她的政治事情，那便是一種盲目的不管事主義了。”[1]此後，發表的相關文章明顯增多。
可以說，所有這些文章的結論都是一致的：日本軍國主義植根於日本的現代政治結構之中。它們都指出，“日本名為立憲，但去近世民主政治、國民政府的本義甚遠”。就其帝國憲法而言，“這是德意誌的帝王神權說與日本所謂萬世一係的皇位觀念的混合品；這是把近世立憲政治，樹立在中世紀封建製度的遺跡上的”。因之，其政治體製體現了產業金融資本與封建勢力的二元結合，國家真正的政治權力不在內閣，也不在天皇，而操縱在代表二者利益的包括藩閥與元老在內的軍閥手中，表現出了強烈的軍國主義取向。周鯁生說，在這種體製下，“當然維持一種專製的軍國主義。對外發展，擴張軍備，是為軍人的利益，因為如此可以增加軍人的勢力及位置。於是藩閥政府根本是主張軍國主義侵略政策的”。[2]黃季陸則指出，日本的政治權力既掌握在軍閥手中，其內閣的更迭便隻是走馬燈般換人的把戲而已，“並不是表示日本國家政策的變更”，“於軍閥的政策是無所動搖的”。明白這一點是重要的，不然，應對日本，視其內閣更迭為樞紐，“那便是太錯誤了”。“田中一個人算不得是日本對華侵略政策的中心，打倒了他，而不能以一種力量來變更日本的政情，便是隔靴搔癢，搔不到癢處的”。[3]這些觀點即便在當今看來，也無疑是正確的。日本著名曆史學家井上清在所著《日本帝國主義的形成》一書中就曾指出，其時的日本政治體製是體現了“天皇製與資本家、地主階級的同盟”。他說：“日本資本主義是在專製天皇製的培育下，同半封建式的寄生地主製相結合而成長起來的。因此，雖說資本主義已經確立，但資本家階級既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來取代天皇製而掌握國家政權。”盡管如此，它的勢力畢竟發展起來了，“其結果，不隻是資本家階級依賴天皇製，而且天皇製也不得不依賴他們了”。[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