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東方雜誌》直麵日本，顯露自己全新的應對態勢，還要晚到1921年底到1922年初召開的太平洋會議之時。
這是美、英、日諸列強繼巴黎和會之後，為進一步協凋彼此關係和安排戰後的世界秩序，而舉行的又一次分贓會議，並最終形成了凡爾賽—華盛頓體係。中國應邀出席了會議，但受到極不公平的對待。會議雖規定日本將德國在山東的租借地歸還中國，但仍保留了許多特權。國人的希望再次落空，但其爭取民族獨立的精神卻愈加增強。《東方雜誌》對此次會議高度重視，出版了包括第18卷第18、19號在內的專號：《太平洋會議號》，旗幟鮮明地將自己對日的關注提高到了全新的境界：專號集中發表了《太平洋會議與中國》、《廢除1915年中日條約及其附屬文件之研究》等共14篇長篇專文。重要的是，它改變了此前對日評論以轉錄其他刊物文章為主的做法，這些文章全部由本刊撰述。此後，以本刊撰述為主成為了慣例。這說明它全力加強了對日評論的力量。此其一。不僅對於日本的侵略野心有了更加完整的認知，而且十分尖銳地將日本軍國主義視為製造中國及遠東危機的禍根。何海鳴指出：日本的侵略野心不僅限於中國，還想稱霸太平洋。“日本侵略世界之陰謀，分南進北進二派。北進者在大陸，東三省首當其衝，蒙古與中國北部為其最後之目的，且或欲達到大隈侯身為中國總監之誌願”。南進誌在南洋，包括太平洋夏威夷群島、菲律賓、馬來半島、東印度、婆羅門洲各島等。人所共知，日本早在明治之初即提出了對外擴張侵略的所謂“大陸政策”，並分五個步驟，試圖有計劃地實現其征服中國、朝鮮以至於亞洲與世界的狂妄野心。這裏何海鳴的指陳顯非泛論，它具體而準確，反映時人已十分確認日本的陰謀。所以，他斷言：“世界不幸而有一日本，欲步普魯士帝國之後塵。又不幸而有一疲弱之中國，以供日本侵略主義之試驗品。於是世界多事，而外交壇坫上各呈其飛躍暗鬥之狀態矣。”[1]武育幹也說：“數十年來，遠東局勢之不安，無一非日本軍閥主義所造成之結果”；“釀成吾國今日之現象，質言之，殆均可謂日本軍閥主義所造成者也”。[2]人們不僅視日本為中國與遠東危機的禍根，而且將日本與中國間的侵略與反侵略鬥爭認作遠東與世界政治格局中的核心主題之一，其認識顯然大為深化了。此其二。人們注意到了太平洋會議並沒有完全解決列強間的矛盾衝突，尤其看到了美日間的矛盾終究不可調和。盡管對於提出“門戶開放”與“保全主義”的美國仍抱有幻想，但他們提出不妨將聯美或聯俄作為選項，重新思考應對日本侵略的戰略，卻不乏創意：“中立乎？聯美乎？與勞農俄國合而維持遠東之和平乎？凡此皆宜作深長思者。”[3]足見人們已完全超越了日俄戰爭期間曾一度突顯的所謂歐亞黃白種之爭的舊思維模式，而展現了歐戰後全新的世界視野。此其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