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我國史學界長期以來將“中國近代史”的時限，定在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而後的曆史則定為“中國現代史”；所以，高校曆史係多分設中國近代史與中國現代史兩個教研室，教材自然也是分別編寫。近年來，學界已漸趨共識：中國近代史下限延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其後是中國現代史。與此相應，許多高校曆史係的中國近、現代史教研室開始合並，一些新編寫的中國近代史教材下限也延至了1949年（為便於說明問題，以下仍以傳統的中國近代史教材舉例，簡稱近代史教材）。
盡管60年來有各種版本的近代史教材麵世，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新編的更多，但是，從總體上看，都無非蕭規曹隨，大的體例沒有根本性變化，基本上還是一個模式。早些年，教師講本課程的緒論，通常都會將近代史教材的體例（也是近代史發展的脈絡），作這樣提綱挈領的概括：一條紅線（反帝反封建）；兩個過程（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相勾結，將中國社會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過程，同時也是中國人民堅持反帝反封建鬥爭的過程）；八大事件（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洋務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它生動、準確、經典，大有益於學生理解與把握教材；同時，也指明了現有近代史教材的基本特點和優點：在鮮明的唯物史觀指導下，突出近代曆史發展規律，表彰近代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偉大鬥爭的正義性和所取得的曆史性勝利，表現出了很強的曆史邏輯性與說服力。陳垣與陳寅恪兩位大師，都曾肯定致用是史學的重要社會功能。在抗日戰爭時期，陳垣的《通鑒胡注表微》著力表彰胡三省“陳古證今”，“未嚐忘情政治”；[1]而陳寅恪為陳垣在敵占區北京寫就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作序，強調“宗教與政治終不能無所關涉”，[2]高度讚揚本書表達了作者崇高的愛國情懷，都反映了這一點。上述近代史教材的體例，發端於延安時期範文瀾先生的《中國近代史》（上），新中國成立後迅速得到進一步發舒和完善。其時，中國人民雖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但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依然嚴峻，近代史教材適應當時的現實需要，是顯而易見的。同時，近代史教材不僅有力地推進了近代史學科的發展，而且影響中學曆史教育，我國幾代人的成長都受益於它，厥功至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