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說，鑒於現有近代史教材的局限，人們多主張與時俱進，有所變革，這遠非一日，本不是新問題；但是，近年來，由於人們將之與所謂近代史研究的“範式”問題相聯係，強**材的編撰，首先必須明確當遵循哪一種範式來寫，便又成為了新問題，且變得更顯複雜與沉重了。
“範式”的概念，最早是美國學者庫恩於1962年在他的成名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提出的。他認為，一個時期占據主導地位，被學術共同體所遵循的定律、理論、應用與儀器，構成了科學研究的範式即模型；科學的變革與進步，歸根結底，表現為此種新舊範式的不斷更替。近些年來，一些學者借用這一概念，將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近代史研究注重反帝反封建革命鬥爭，歸結為“革命史範式”；而將新時期以來主張借用現代化理論重新探究近代史，稱之為“現代化範式”。步平在《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一文中說：除了“革命史範式”之外，“由於實現社會的‘現代化’成為主要的目標，開始有人提出從現代化的視角重新評價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的主張，而對曆史評價的關注比研究具體問題更能觸及學術發展的方向問題，並能凸顯近代史在整個社會實踐中的位置。這一主張逐漸從理論上被加以係統化，形成被稱為‘現代化範式’的學派。而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也同時出現了用‘革命史範式’還是用‘現代化範式’加以分析闡釋的討論與爭鳴。”[1]張海鵬主編的10卷本《中國近代通史》第1卷是《近代中國曆史進程概說》，其中第1章《中國近代史史書編纂的回顧》，對編纂近代史與上述兩種“範式”的關係及其得失，有係統的探討。他主張“在‘革命史範式’的主導下，兼采‘現代化範式’的視角”，並強調若反之，則“將為智者所不取”。[2]由上可知，探討近代史教材的問題不可能回避所謂的“範式之爭”。從客觀上講，學者對於“範式”問題並沒有真正展開討論，更談不上出現“爭鳴”的局麵。不過，範式問題的提出，畢竟有助於深化我們對於近代史教材問題的思考。在這裏，仍需要提出兩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