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學界前輩常會這樣提醒後進：“研究問題要注意抓大的重要的題目，不能搞得太細太碎了。”那時沒有“碎片化”這個概念。所謂“碎片化”的概念，是近些年新由西方引入的。
1987年法國學者弗朗索瓦·多斯在其成名作《碎片化的曆史學》中，對年鑒學派及其“新史學”作了尖銳的抨擊，指責其第三代領導人背棄了先輩注重總體史的傳統，而使自己的曆史研究歸趨“碎片化”，並預言“新史學”的危機與終歸瓦解。多斯富有學術勇氣，目光深邃，這不僅是指他不幸而言中，年鑒學派從此走上了不歸路，而且是指他實際上也切中了整個西方曆史學界的時弊。二戰之後，後現代主義的興起，尤其是語言學的轉向，對曆史學產生了有力的衝擊。一方麵，它深化了人們對於史家與史料、曆史認知的對象與方法、曆史知識的內容與性質以及曆史敘述的形式與曆史文本的解讀等等的理解，從而推進了曆史學的新發展；另一方麵，由於它極端地主張顛覆傳統，否定任何曆史的統一性與認識曆史真實的可能性，又造成了曆史學碎片化、虛化，乃至於麵臨消解危險的種種消極影響。所以，多斯的鋒芒所向，其意義不限於年鑒學派與法國，而具有了世界的意義。借助多斯的視角，反思當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自然也是十分有益的。
不過，首先還必需弄清楚“碎片化”的概念。
在筆者看來，在語義上，“碎片”是指整體瓦解的結果。但在實際生活中，“碎片化”的語義可有兩層理解：一層是指將物體打破，使之化為碎片；二是指先將物體打碎，使之成為待鑄新體必需的材料或過程。二者的區別，在價值取向不同：前者的目的隻在於碎片化本身；後者的目的卻在於追求新的綜合化。前者是消極的，而後者是積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