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建立以來的近代史研究，以1978年為界，大致可分成前後兩個時期。前期，學界研究的熱門話題是所謂反帝反封建“一條紅線”，包括鴉片戰爭、辛亥革命等在內的“八大事件”以及“三次革命**”等等一係列重大的事件；爭論的焦點，也多集中在所謂近代中國社會的性質、主要矛盾、發展脈絡等等重大的理論性問題上。後期，上述的這些話題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以至於有學者感歎：辛亥革命史等重大事件的研究，已是門可羅雀，多成了節日學術，除了逢五逢十的紀念性會議外，平時學者溝通都難。與此同時，人們對於政治史與理論問題的興趣減弱，一些學者的研究題目也越來越具體，越來越小。文化史、社會史的興起，雖然展拓了近代史研究新的領域，但這種趨向卻似乎變得更加明顯。
前後期反差是如此之鮮明，以至於人們對近代史研究現狀產生憂慮，以為不盡如人意，這是很自然的事情。隨著2008年多斯的《碎片化的曆史學》中譯本出版，“碎片化”一詞也開始在中國近代史學界流行，人們進而將此種憂慮上升為當下的近代史研究是否也存在多斯所說的“碎片化”的擔心，是不難理解的。
當下近代史研究中所謂“碎片化”的現象是客觀存在的，問題在於如何正確看待它。我以為，這裏所謂的“碎片化”與多斯所說的“碎片化”，是不同的概念。它是屬於在語義上價值取向積極的一類。理由有二：
雷蒙·威廉斯說，在文化發展史上，一種新概念的出現，既是人們對共同生活的外部環境變遷作出反應的記錄，同時也反映了人們對此種變動努力進行的總體評估並逐漸形成的重新控製的過程。[1]如前所述，多斯是在西方的語境下概括出“碎片化”的概念，他對年鑒學派的抨擊，同時也切中了西方曆史學研究的共同時弊，而這正是二戰後後現代主義對曆史學衝擊產生的負麵結果。歐戰前後，西方以尼采為代表的反省現代性的非理性主義興起，批判理性主義與“科學萬能”論，反映了時人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反省，同時也開啟了今天後現代主義的先河。後現代主義對現代文明的批判，其積極的影響固不容低估，但其存在走向極端的片麵性所造成的負麵影響，同樣不容諱言。這即是說，多斯所以提出曆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問題，不是孤立的，說到底，它既反映了西方社會文化思潮的變動，同時也反映了人們對此的總體評估與積極的回應。反觀中國，當下表麵相類的“碎片化”問題，卻不容作等量齊觀。新文化運動時期，陳獨秀曾說，他對於尼采諸人的反省現代性深表敬意，但因中國現實是科學與物質文明還太過於落後，故作為一種理論指導，這是中國不應當接受的。他注意到了語境的差異與理性選擇的重要性。當下的中國固然已是今非昔比，後現代主義的歐風美雨也顯然順勢而至；但是，由於中國的曆史文化傳統不同於西方，其百年來努力追求的理性與科學的精神也仍然有待於進一步培育，故後現代主義某些極端片麵的思想主張對於國人的影響雖然不能輕忽，卻也不應作過高的估計。例如，在這個具有重史傳統並以追求“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最高治史境界的國度，有多少真正的學者能忘情於曆史的總體性？在這個曾遭受過百年民族屈辱的國度，有多少人能忘情於對實現中華民族複興道路的思考，而相信應當顛覆任何“宏大的敘事”，能相信諸如“帝國主義侵略”、“南京大屠殺”等等，都無非是話語建構的故事，而非曆史的真實？明白了這一點，便不難理解，當下近代研究中存在的所謂“碎片化”，從整體上說，是不可能與反對、顛覆曆史研究總體性的目標相聯係的。這也就是說，當下近代史研究的所謂“碎片化”，與多斯麵對的年鑒學派史學的“碎片化”，不是同一個問題。此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