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尊重學術思潮發展自身規律的同時，還需重視多斯的啟示。這有助我們對於當下近代史研究的所謂“碎片化”問題，持更為清醒與客觀的態度。
其一，多斯給我們最重要的啟示是：必須堅持曆史的總體性，否則，曆史研究必然導致“碎片化”的災難。令人欣慰的是，當下我國近代史研究依然堅持追求總體史的傳統，因之，不存在多斯所批評的現象。換言之，若一定要使用“碎片化”一詞，就必須明確：此“碎片化”非彼“碎片化”。當下近代史研究中的所謂“碎片化”，既屬於語義上價值取向積極的一類，就不應一概而論，作簡單否定。實際上，它是新舊思潮更替在特定階段上的應有之義，本質是積極的。個中自然也會有部分學者緣個性及社會諸多因素的製約，做不到“賢者見其大”，那也隻是任何時期都會存在的方法論層麵上的一種常態。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碎片化”，並非“危機化”，相反，它恰是近代史研究醞釀大突破的征兆。
當然，也應當看到問題還有另外一麵。曆史家作為個人，研究什麽以及怎樣研究，是他的自由；但曆史學界作為整體，若多數人都對總體性、綜合性與理論問題等重大問題的研究失去興趣，隻滿足於具體細碎問題的研究，也會使曆史研究偏離正確的方向，這同樣也是不可取的。多斯指出，年鑒學派中仍有“堅持曆史總體性的曆史學家”，但問題在於他們已非主流，故其趨向仍是暗淡的：“隨著研究對象的支離破碎和大量增加，曆史學將逐漸失去自我”，“也將陷入危機和被邊緣化”。[1]盡管當下並不存在這種趨向，但積極倡導與鼓勵學者對近代史重大問題的研究，避免失之細碎化，這在學術發展上，於公於私，無論何時，都是必要的。
其二，當下近代史研究所以仍不免給人以“碎片化”的觀感，說到底，是因為它對於近代曆史的闡釋，在根本的理論架構上，仍未實現真正的突破。由於缺乏新的權威性理論架構的統整，具體的研究便無由得到整合，進而提升為對近代曆史總體性新的認知。當下的現狀不僅說明，我們對正努力超越的前期近代史研究成就所已達到的高度，不容低估，而且還說明，新舊學術思潮的“遞相流轉”，在本質上是表現為繼承與創新的統一，故前後期的近代史研究是統一的，不容割裂，更不應將之對立起來。重要的問題，是關注政治史與重大的理論問題，在強調繼承與創新統一的基礎上，形成闡釋近代曆史發展新的認知架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