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發展公正性是一個沉重的曆史話題，一個緊迫的現實問題，一個亟待破解的理論難題。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提升與國際地位的變化，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的評價與要求正在發生階段性變化。以全球發展公正性等發展倫理為理由，指責“中國對全球化的更廣泛參與是實行新殖民主義”的聲音有增多的趨勢。堅持唯物主義曆史觀和科學的曆史評價原則，厘清全球發展公正性的曆史內涵、建構路徑，對把握複雜國際關係，批駁“中國新殖民論”、“中國威脅論”等錯誤觀念，具有重要意義。
（一）全球發展公正性：研究進路與深層問題
眾所周知，古希臘的斯多噶學派就曾構想過世界主義，“四海之內皆兄弟和關於正義的普遍的自然法的理論是斯多噶學派對西方思想所做出的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貢獻的一部分”[1]，可以說，大同世界從古至今就是人類的夢想。在規範與應然的意義上，全球發展公正性是指不同民族、地區的發展主體在財富與機會、權利與責任等方麵的平等。然而，在事實或實然的意義上，全球化的曆史與現實充滿了不平等，甚至野蠻與暴力。“（全球化）伴隨著更多的貧困、失業和社會分裂。”[2]哈維蘭認為，目前的全球化存在一種結構性暴力。“結構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由處境、製度以及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造成的暴力。”[3]“我們可以把全球性的種族隔離概括成世界社會的實際結構。”[4]同時，思想者的沉思以及人們對合理世界關係、全球發展公正性的探索，也始終伴隨著全球化過程。康德對世界永久和平的思考；黑格爾對理念與世界精神、世界結構性特征的思考；馬克思對世界曆史、東方社會的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以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關係為研究對象的世界體係理論、中心—依附理論等，都指向對合理世界關係、全球發展公正性的探索。20世紀後期以來，隨著“冷戰”的結束，研究全球發展的成果日益增多。鮑曼、吉登斯、哈貝馬斯、貝克等社會學家等對全球化問題、新現代性、全球公民社會、世界風險社會等問題的思考；哈維蘭等文化人類學家對西方中心論、全球發展結構性暴力的反思；勞倫斯·邁耶等比較政治學、發展政治學學者對全球政治合理性、多樣政治模式可能性的探索；[5]本特利、斯特恩斯等新全球史、全球文明史學者對全球化的重新理解；[6]薩義德等文化學者對西方後殖民主義的批判；阿馬蒂亞·森等經濟學家對發展代價、發展公正、自由與發展等問題所進行的經濟倫理研究；[7]羅賓·科恩等對“全球社會學”的研究，等等，從不同學科方向指向對全球發展公正性的思考，蘊含著理解全球發展公正性的諸多理念與範式。中國學者對世界倫理、經濟倫理、生態倫理、發展倫理等的研究，也從不同層次與角度涉及、研究了全球發展公正性。其中，興起於20世紀後期的西方發展倫理學可謂獨樹一幟。